社会性别这个话语概念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来的[1]。如果追溯一下性别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看到,它与始于70年代的妇女研究一脉相承。妇女研究是西方妇女运动的产物,它与实践紧密结合,是改变妇女社会地位的进程的一部分。至于社会性别理论,大量建构是在70年代以后。两者在理论上的差异是:妇女研究是以妇女为重心,尝试从女性主体的角度考察社会中的性别建构;性别研究则着重两性在私人及公共层面的关系及这些关系在社会变迁中如何调整。历史学家斯科在《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中对社会性别作了一个概括,他认为,社会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是区分权利关系的基本方式[2]。以社会性别为出发点的性别研究,自其问世以来,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科设计、理论框架、教学内容、研究视角及方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教育科学也不例外。 一、性别研究与教育的关系 与国外相比,国内教育界在性别研究方面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性别研究对于教育的重要性已经日益显露出来,并为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现今,全世界教育系统面临的一个最棘手也最激烈的挑战是如何在教育过程中融入女性的视角[3]。中国也是如此。如果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教育,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现社会性别与教育存在着密切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一)学科、课程与社会性别 众所周知,在学科的选择上,男女间的性别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学习理工类的男生比例大大高于女生。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分析中学生学习成绩和高考志愿时发现,“女生专业兴趣的广泛性远不如男生。例如,女生从不报考任何带有‘工程’字样的专业”。女生“在高中文理分科或报高考志愿时,教师、家长等会针对她们的性别提出一些十分现实又传统的忠告,诸如‘再强的女生到了高中也不如男生’、‘女生数理和逻辑思维不如男生’、‘女性学理工科没前途、就业难’等”[4]。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1992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招生中女生为零。近年来女生升入大学的比例不断增加,但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人文学科中,理工科系的女大学生仍是少数。究其原因,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男女在认知能力、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创造力方面存在差异,而男性总体优于女性。现实中男女生的学科选择也基本符合这个普遍的社会价值判断,而很少有人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从社会文化对男女角色的塑型上来挖掘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男女性的不平等。当代心理学研究成果已经证明,男女性在生理机制上并无明显的差异,也没有优劣之分,除一小部分智力超常和低下者外,75%以上的人的智力都处于常态分布,不存在男性天生在智力上优于女性的问题。脑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发现是,“智商测试或许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智力实际上是多元或者说多重的。因为每个大脑表现出来的个体特征不尽相同,在情感、行为和认知能力上存在着差别”[5]。而从事妇女学/性别研究的学者的重要贡献,就是通过他们的研究,指出造成女性的教育上乃至在科学技术创造活动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抑,客观上使女性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多女性甚或认同这种不公正的评价,从而在学科上主动放弃对学习数理化及从事科学创造活动的选择,而并非她们不具有这方面的能力。这一研究结论对教育界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教育真正能够为女性提供自由的个人发展空间,教学改革能够利用脑科学的研究成果针对女性的特点对她们的智力予以科学地开发,如果全社会能够转变所谓女性天生不如男性的传统看法,那么就会发现女性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这是一个十分可贵的女性人力资源的宝库,对于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还可以从课程方面分析社会性别与教育的关系。课程是教育教学活动的核心,学校生活中对儿童性别图式的形成与发展起到影响作用的主要方面就是课程。如果在课程的建构中缺少性别的视角和性别平等的内容,就会有意无意地使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被灌输接受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思想,并将影响他们的终生。“事实上,学校通过课程、基于性别的学科分类和强加于公众的未记录的行动代码而反映和强化了传统的性别不平等的成见。”[6]对此,教育界应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的基础教育,目的是培养国民的基本素质,关注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帮助每个学生在各自的水平上得到发展,公平性是其最重要的内涵。而教育的公平性与教育内容的安排也就是课程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考察当前的基础教育,可以看到许多与教育公平相背离的现象。如课程中存在的繁、难、深、旧问题,使许多孩子在学习中被淘汰(这是导致厌学和辍学的主要原因),而女生的学业失败可能还有更为深刻的通过课程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原因。比如,已有研究者发现,“女生要求学习活动能‘回馈’现实生活,换言之,她们要求从书本或上课所得的事物,要连结到实际的个人或社会群生活,而不仅仅满足于抽离式的运算或假设而已。这种要求,也许源于女孩子的成长经历,即没有间断的与人发展关系,而从关系中建构出自我。与此相反,男孩子自小要建立其性别身份,就必须与女性的照顾者划清界限,因此他们习惯了抽离现实生活及其种种关系。多年来,数理科的教授和学习模式,都强调抽离式的运算或假设,因此男生一般表现得较专注;相反,女生较着重找出事物的关系,故此会受到这方面的‘杂音’所影响。”[7]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对此加以说明。台湾女作家施寄青有一段文字“鸡兔同笼的烦恼”,她在文中说到:“从小读书数学就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我无法接受一些不合理的事,即使是一个数学问题,我也会从很人本的角度去想。”“小学四年级开始上鸡兔同笼问题,我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鸡和兔子要关在一个笼子里,这是很不合理的事,我得先解决这点。我从来没有看过鸡和兔子关在一个笼子里,……所以,我抗拒这个假设。”“接下去,题目又说鸡有两只脚,兔子有四只脚,我又呆住了,两只脚和四只脚有什么关系呢?然后我就在这上面走不开,被鸡脚和兔脚绊在那里,管它下面计算几只兔子和几只鸡,关在一个笼子里,应该会有几只脚,反正是做不下去了。”“对一个马上就能够接受假设的人,这些数学题目根本不成问题,你为什么要去想那些和数学无关的问题呢?但是,我就是老想着这样的技术问题,”[8]由此可见,男女生在学习抽象的数理学科方面确有很大的不同。国内目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课程改革,已开始强调书本知识不再是唯一的课程内容,课程的内容要紧密联系社会的发展实际,关心学生的经验,要创造环境和条件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这对于女学生的学业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当然这还不够,课程改革还应该研究将对女性平等的内容内化到课程中去,促进女性新知识的形成和女性角色新观念的产生,这不仅是性别研究更是教育研究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