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一代，特别是汉武帝在位期间，兴建了一系列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如漕渠、六辅渠、龙首渠、白渠等。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起了促进作用的。但若进一步考察这些水利工程所处的位置，就可以发现它们几乎都在当时的关中地区。对此作一番探讨，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认识。 一 中国疆域广袤，各地自然与地理环境存在着不少差异，从而可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各具特色的区域。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将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虽然托名为夏禹时的九个行政区划单位，实际上则是各具特色的九个地理区域。《史记》也分别叙述了关中、三河（河东、河内、河南）、燕代、齐鲁、楚越等地区的风俗及经济状况。傅筑夫先生认为：“司马迁根据当时山川气候的自然形势，各地区的物产分布和各地的经济特征，把全国划分为四个大的经济区，即山西、山东、江西、龙门碣石以北。”（注：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5页。）这四个经济区，显然都是指的既与行政区划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又绝不等同于行政区域的地理区域。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各具特色的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与封建中央政权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因而与中央政权的利害关系也存在着差别，这就决定了中央政权对这些不同区域的重视程度也是不同的。由此就引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 “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是冀朝鼎先生在其写成于1934年4月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注：该书是冀朝鼎先生的遗著，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用英文写成，1936年于英国出版，1939年由佐渡爱三译成日文。但直到1979年8月，才由朱诗鳌根据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1936年第1版译成中文，于1981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按照冀先生的解释，“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着重强调中国经济的局部性和地区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经济结构，最初是由千百万个不同程度上能自给自足的村落所组成，这些村落一般都是为了行政管理与军事行动上的需要而编制的一种组织形式。相当于现今“省”一级的较大的行政管辖单位，从汉朝就出现了。而这些省一级的单位，根据地形与经济因素，又组成了一些地理区划。这种地理区划的轮廓，在动乱与分裂时期显得特别重要。而对企图征服全国或维系其对全国统治的统治者来说，不同地区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8页。） “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经济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年冀朝鼎先生就曾非常自信地指出：“如果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证明有助于解决中国历史中基本问题之一的话，那它就不会不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解与阐释产生影响。”“一种概念就象一盏灯——一经点燃，就不会只照亮房间的一角，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也必然会将其光辉投射到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基本问题上。”（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6页。）应该说，“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是很有帮助的。从冀朝鼎先生关于“基本经济区”的精辟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其一，在中国古代交通运输和通讯设备尚不发达的自然经济时代，存在着若干个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其实，即使是社会经济已有相当发展的现代，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依然存在着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其二，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就是所谓“基本经济区”；其三，“基本经济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其四，“基本经济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经济形势和政治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而发生转移。正因为此，运用“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对中国古代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进行考察和分析，显然是颇有助益的。两汉时期的中央政府所进行的水利建设，就与“基本经济区”密切相关。 二 秦及西汉王朝，都是在关中地区崛起并进而确立对全国统治的。 关中地区的开发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夏、商时期，周人就居住在今陕西渭水中游以北地区，至公刘时迁居于豳（今陕西旬邑），社会经济有较快的发展。公刘之后又九世，传到古公亶父，为躲避戎、狄的侵扰，又率族人迁徙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由于“周原朊朊，堇荼如饴”，“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注：《史记》卷4，《周本纪》。），改营农耕生活，并在此定居下来。周人最初开辟的区域并不广大，其生产和活动范围不出泾渭中下游的陕中平原，但由于注意协调和发展经济，结果在一个不长的时期里，就以一个“居岐之阳”的落后“小邦”而“实始翦商”，取代商朝而实行了对全国的统治。 秦是继周之后，以关中经济区为基础而强大起来的。秦国原是活动在陕西西部的一个小国。西周灭亡，秦襄公护送平王至雒邑有功，被封为诸侯，以岐为中心，势力逐渐发展。秦穆公在位时（前659—前621年），整顿内政，奖励生产，国家逐渐强盛，疆土向东扩展，与晋国相接。秦孝公即位后，又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并再次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实行奖励耕战，国势更快地强盛起来。秦国通过向西北、西南两个方向的扩张，疆域不断拓展，成为以关中为中心而横跨西北到西南的疆域辽阔的大国。秦国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其在群雄对峙中居于主动地位，并最终成就了“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注：《史记》卷29，《河渠书》。）的大业。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其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芜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注：《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但其统治中心依然是在关中。《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云：“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从其“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注：《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的行动中，也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