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2)03-0013-09 买办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它的产生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他们的活动涉及到政治和经济、城市和乡村、国内和国外、官僚和平民，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足迹。 在中国早期艰难的现代化运动中，买办是中国资本主义滋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从封建走向近代资本主义艰辛蜕变过程的见证人，而且是导致并促进这一蜕变过程的内在力量。 近代中国的买办虽然良莠不齐，但是，买办的出现，引起了中国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在近代商品经济瓦解中国这个古老的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一直渗透到穷乡僻壤，并且向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促使了传统商人、手工业者、地主、官僚向近代资产阶级的演变，进而促使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 但是，在肯定买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之时，也不容忽视其反动的一面，不能从过去全部否定、批判的做法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从事买办职业的人，往往或多或少地都干过一些有损于民族利益的坏事、丑事，也出现过一些死心塌地地为外国资本家的经济掠夺服务的为虎作伥之徒，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如在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中，上海的买办吴健彰、杨坊、徐润等，都是经营这些“黑药生意”的能手。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如严中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买办“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操纵、指使和庇护之下，发挥为外国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作用；通过为外国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方式以积累自己的资本”[1](p.81)。因这不属该文论述的重点，同时，史学界的相关论述也较多，在此不作重复。本文着重就买办在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作一尝试性论述。 一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于买办或以买办出身的人，评价一直很低，认为买办是伴随着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而逐步产生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同中国人民的对抗，培植了买办和买办制度，培植了买办资本，买办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配合其对中国进行侵略的需要而豢养的一个阶级，“是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封建地主相互勾结的媒介”，导致了中国的“买办官僚化和官僚买办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阶级”，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这些观点只是把买办纯粹地当作一个政治概念去对待，并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阵营，凡是同情或支持革命的，就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范畴；凡是不支持或是反对革命的，就属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范畴[2](p.363)。但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两面性，买办的出现自有其反动的一面，这一点相关论述很多，不做重复。但是，买办最早投资于民族工业，是民族工业的先驱者和推动者，开创了一代先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他们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笔者认为，买办在近代中国的出现与存在，不能仅以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工具而加以简单概括，也应从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市场，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样的角度思考问题。 一般说来，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因素虽有所发展，但没有对传统的经济结构产生质的突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不仅将中国强行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且使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面临严峻的考验，开始突破原有的框架，艰难地步入现代化的行列，刺激了中国人强烈追求现代化的欲望。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运动都是一个全民族的运动，需要全体国民的积极参与。一般来讲，参与现代化运动的队伍结构大体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层次。 第一，是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领导阶层。现代化的理论认为，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运动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政府来领导该国的现代化运动，具体部署、决策该国的现代化进程，把推进现代化运动作为其第一位的、首要的任务。这一点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进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运动是在外来现代文明即先现代化国家的威胁和强迫下进行的，往往是作为先行现代化国家的附属地或者带有不平等条约束缚下进行的，对于缺乏进行现代化的必要前提的国家而言，就更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政府来统一领导和部署。 第二，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精英和各种利益集团。所谓具有现代精神的社会精英就是指那些准备革新创造而进行活动的人，包括现代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企业家在内的直接从事于现代化运动的社会活动家和群众领袖。这些人不仅怀着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而且具有组织民众进行现代化运动的才能和地位，除了自己直接从事现代化活动的实践之外，还能把从事各种分散职业的民众组织起来以形成各种利益集团。 第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现代化运动的成功离不开全体国民的积极参与，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全体国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只有全体国民朝着这一目的奋进的时候，现代化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全体国民的现代化才有现代化的社会。因此，广大民众是现代化运动的主体与基石。 以上三个方面是现代化建设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三个层次，只有当上述三个方面在思想和行动上充分协调、一致行动之后，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但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主权逐渐丧失，面对西方列强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清朝政府只是忙于与列强周旋，根本就没有能力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就是由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较多的旧式官僚和绅商发起、领导和实施的洋务运动，主要也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他们为保卫民族和国家而不得不采用了一些西方文明，但这一切并未成为一种真正的国策，没有成为举国上下一致行动的全国性运动。因此，洋务运动也只是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琴弦。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由于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体制之下，当猛然遭受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更是茫然无措，只能从本能出发，从朴素的民族主义感情着眼，产生盲目的排外情绪，以保持其原有的生活秩序，更不用说积极投入到现代化的运动中来了。当时，在中国首先步入到现代化行列中来的，是那些较早地、较多地接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上层人士，即具有现代精神的社会精英或利益集团。他们中包括政府中的开明官员或改革派，知识分子中的改良派或革命派，在工商界则是买办商人或新式资本家。买办在投资近代新式工业方面表现相当突出，据严中平先生的估计，1890年至1910年，中国共约建立棉纺织厂共计26家，对这些厂家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的统计情况如下：官员创办的共13家，退休官员或绅士创办的共7人，由买办创办的共6家，占23%[3](p.139)；再如，1912年创办于上海的41家各类工业公司中，其主要创办者为：官员或退休官员11人，买办14人，占34%，商人6人，华侨商人2人，其他8人[4](pp.247-256)。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也不管他们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步伐的大小，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了。下面，笔者就买办商人的出现对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有何影响，包括对传统商人向新式商人的转化、对广大农村的影响以及对官僚转向投资于近代工商企业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具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群体逐渐壮大等等，作一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