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纺业是近代中国第一大支柱产业,20世纪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象征,无论是工厂数量、资本额、工人人数还是产值历来都高居榜首,近代不少行业的荣枯往往以它的消长盛衰为进退。因此,近代史研究从不缺乏对它的关注,其中对1914-1925年上半年中国棉纺业繁荣与萧条成因的看法,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从而飞速发展,空前繁荣;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民族棉纺业便步入萧条时期。 这一观点有这样几点值得探讨: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仅限于欧洲,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但美国、日本并未参加战争,在此期间,美、日对华贸易额大幅度上升,说明并不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其次,中国棉纺业的战时繁荣并未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告终,一直延续到1922年;再次,如果战后萧条是因为帝国主义“卷土重来”,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并没有资料表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撤退了,为什么中国棉纺业在1925年中期-1926年又获得了短暂发展,1929-1931年形成第二个发展高峰,1936年秋-抗战爆发摆脱衰退,1938-1941年再度繁荣?我们不妨来看看中国历年棉纺织品进口统计: 1913-1932年中国棉纺织品进口统计情况
资料来源: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12-313页。 *此处数据已修正。 上述统计资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仅限于棉织品。棉织品进口从1919年开始明显回升,较1918年上升了33.29%,比大战爆发前一年1913年增加20.48%,1920年继续攀高,比1913年多进口1/2强,除了1932年大幅度下降外,其余年份棉织品的进口量不仅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要高,还超过战前水平。 棉纱、棉线的进口则不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所下降,如1914-1916年,年减幅不到10%,1917年起有较大幅度的下降,1918年的进口量仅为1913年的42.65%,这是战时进口棉纱、棉线最少的一年,但并不是历史的最低点,进口的最低值并不出现在战时,恰恰在战后。战后棉纱、棉线进口继续呈下降态势,1919-1922年的进口量相当于1913年的45%-53%,虽略高于1918年,但仍大大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余年份的进口量,1923年进口的棉纱、棉线跌至1913年的30%以下,1928-1930年更猛降至1913年的10%以下,1913年创下底量,仅为1913年的6.28%,减少到几乎微不足道的程度。以往的论著往往大量引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棉纱、棉线进口减少的统计资料,以此为论据说明帝国主义减轻了对民族棉纺业的压力,而对战后棉纱、棉线进口大幅度下降的事实则避而不谈,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对战后全部棉纺织品进口笼统地下“帝国主义卷土重来”这样粗线条的断语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所谓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与“卷土重来”的观点只看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变动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而从根本上忽视了研究中国棉纺业内在供给、需求规律的运行,从而也就无法全面、准确地解释1914-1925年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棉纺业出现萧条,除了国际原因外,主要与这一行业在战后初期盲目发展,过度、过速扩张有关。发展过度,导致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必然会调整,这也是重建均衡、回归理性的过程。本文试图从中国棉纺业的原料-棉花的供给需求曲线和产品-棉纱、棉布的供给需求曲线角度对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在1914-1925年上半年的盛衰作一探讨,并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卷土重来”等传统观点中合理的内涵予以新的解释。 一、供给、需求曲线移动与1914-1922年棉纺业繁荣 (一)1914-1922年棉纱、棉布供给、需求曲线移动 本阶段棉纱、棉布需求大增,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内需求扩大,主要得益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规模的铁路兴建运动,仅1902-1912年,共有中东、胶济、平汉、京奉、沪宁、京张、沪杭、滇越、广九、津浦、陇海路汴洛段等11条铁路通车。1895年中国几乎没有铁路,至1913年铁路里程已达6000英里以上。铁路在运输速度、运载数量和运输成本方面所体现的优越性是以往任何传统运输工具所无法比拟的。铁路运输扩大了中国国内市场容量,提高了社会购买力。由于铁路的通行,大量的机制棉纱、棉布可以以较快的速度、较低的运输费用运往内陆腹地、乡村边陲,国内机制棉纱、棉布的消费量因此成倍增长。中国开始较充分地享受铁路运输成果约在1914年,这一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发生后,国际市场纱、布需求旺盛,中国棉纱、棉布出口急剧上升。1914年棉纱出口较上年增加2578匹,增幅达201.88%,1915年更增加到20158匹,是1913年的15.79倍,1916年与1915年相比稍稍有所下降,1917年出口再增至1913年的21.62倍,以后又屡创新高,1920年达69594匹,是1913年的54.55倍,1921、1922年有所减少,但仍分别为1913年的20.22倍和30.35倍。 世界大战对中国棉布出口的影响从1915年开始,该年出口额增加到1913年的4.5倍,1916年骤升至29301匹,为1913年的48.43倍,1917年在此基础上再增一倍,本阶段棉布出口以1922年为最高,达122223匹,是1913年的202.02倍(注:根据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页统计表计算而得。)。很明显,需求曲线在国内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