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西文化的空前交汇和撞击，处于由古代向现代转型期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呈现出复杂的内涵和面貌。它既要反思历史，又要面向未来；既要民族化，又要现代化；既要面向世界，又要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文学理论批评从观念、类型到形态、文体各方面都经历着重大变革。从近百年各个历史时期看，文学理论批评显示着复杂多样的阶段性特征。但由于处在本世纪历史文化的共同背景下，有着新文学发展的共同依据，还面临着共同的课题，因而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又显示出贯穿全过程的总体特征。 （一）审美的社会价值论观念 在文学理论批评的观念和内容上，以审美的社会价值论作为评价文学的基本观念和准则，并从多种特定角度对文学的人学内涵进行审视和阐发，这是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在总体上所显示的首要特征和主导倾向。 认识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这一总体特征和主导倾向，必须将它放在西方近现代文论与中国古代传统文论纵横交织的时空中来作比较审视。 从与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关系看，时间上直接对应的西方现代文论对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有着横向影响，但影响更大的则是呈纵向异时对应关系、时间跨度约有数十年之隔的西方近代文论。如果说，西方现代理论批评主要是基于文学的诸多构成性关系（如作者、作品、读者及社会等）和文学的诸多构成因素（如心理、语言、文本、文化等）从不同的方面分途对文学进行研究的话；那么，西方近代理论批评则大多基于哲学立场和社会思想，将文学纳入到哲学体系或社会思想体系中来进行研究。同时，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看，前者在总体上更重视文学的形式，将形式本身看作“有意味”的，是“完成了的内容”，从而将形式提到高于内容的特殊重要地位上；而后者则大多遵循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观点，而将文学的内容放在首要地位上。中国20世纪理论批评在总体上受到西方近现代理论批评的影响，尤其与西方近代理论批评有较多相似之处。但在总体上不同于整个西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适应着新文学与时代、与民众的密切关系的要求，具有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思想启蒙服务的社会功利价值观，因而它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等社会变动，特别是政治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又重视文学的人学内涵，与新文学“改选民族灵魂”的总的人学主题相一致。在西方近现代各种文化思潮影响下，中国20世纪的文学理论批评接受了西方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的哲学观点以及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社会思想的影响，也注意到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文学所揭示的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对峙和分裂，重视文学对人与外部世界、人与自身内部世界的矛盾冲突的揭示。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更追求个性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等关系的和谐，这既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后来的唯物史观较好地阐释了人的主体性与客观世界、个体存在与社会群体、感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有关。这是与西方文化思想特别是现代文化思想的大不相同之处。文学的审美价值与社会功利价值的关系，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问题，这是构成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价值观念的又一重要课题。在中国20世纪理论批评的价值取向上，固然存在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文学向本身回归，重视艺术形式本身的独立性等观点，但是正如同很少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为自我而艺术一样，近百年来的文学理论批评中也很少有单纯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和艺术形式的独立性的。在西方曾风靡一时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在中国只能在短时期内存在，而且它们本身往往就是以社会现实、作品内容为起点和归宿的。脱离现实、否定作品社会内容的艺术观点在中国实际上始终没有形成气候。这一特点与将个性精神绝对化、把艺术的自足性提到首要地位的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相比，区别则更为分明。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在与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发生异时对应关系的同时，还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生历时相承的关系。由于历史和传统的继承性，中国20世纪理论批评更显出它独有的内涵。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执两用中”“怨而不怒”的“中和”的审美原则影响下，不仅注重文学内容上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而且注重内容与形式以及诸形式之间的和谐统一。在文学的审美价值与社会功利价值的关系上，注重美与善的统一，甚至以善为美，主张文学发挥劝善惩恶的伦理教化作用，将审美看作促进个性与社会统一的重要途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经过数度变革，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个性的张扬，情感的渲泄都给予了充分肯定，既与古代理论批评强调人学的道德内涵不同，又与古代理论批评混淆美善或以善为美的观念迥异；同时，又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审美特殊性结合起来，从而对文学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本身的规律有了自觉的、明晰的揭示。但还须看到，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在总体上超越古代理论批评的同时，又有对它认同的一面，即它在美善关系及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仍然是讲求和谐的，尽管这种和谐是承认矛盾对立，分裂冲突前提下的和谐，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和谐。在这种和谐中，意识到了的个性被自觉地统一于社会性；意识到了的审美价值被统一于社会功利价值，构成了既不同于中国古典，又不同于西方近现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价值观。 在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前半个世纪里，上述总体特征在鲁迅的文学理论观念和批评活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他在辛亥革命前夕便既主张“剖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①又呼唤“人各有己，群之大觉近矣”，②就是在文学内容上提倡个人意识的觉醒，而又在更高层次上主张群己的统一。在美与善的关系上，既充分阐释文学“兴感怡悦”、具有“增人感”的“不用之用”③的特殊审美作用；又强调文学须“撄人心”以干预人的灵魂而发生社会效应。他推举欧洲19世纪初的摩罗诗派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神思宗”，认为他们或“争天拒俗”、“抱诚守真”，或“崇奉主观”、“张皇意力”，中国正需要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以达到“立人”“立国”④的目的。在五四时期，鲁迅一方面认为文学要喊出“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⑤呼唤“真的人”，⑥另一方面又主张“遵命文学”，充分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将文艺看作“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⑦。后期鲁迅更把文艺提到马克思主义特殊意识形态论的高度来认识和评价。他继续着力于改造国民精神，把风俗、习惯并社会心理的变革放在重要位置上，担负着广泛的社会批判的重任，集思想家、革命家与文学家于一身，显示出“民族魂”的博大心灵。在中国近百年的前半个世纪里，除鲁迅以外，还有周作人、郭沫若、茅盾、瞿秋白等人，尽管他们在许多具体的理论观点上有所区别，但在重视“人学”的社会内涵，主张审美的社会价值论的批评观念上却与鲁迅一致，从而体现出理论批评的主要流向。20世纪初的梁启超和王国维，前者从文学与群治的关系出发，主张文学为改良主义政治服务，他阐述的文艺的“薰”、“浸”、“提”、“刺”等艺术功能有着明确的政治功利目的，并被提到“新国”“新民”的“杠杆”作用的高度。后者追求人的审美意识的独立，强调文学本体的作用，将对文学的审美特性的论证与对人的自由本性的关注联结起来，并以人的个性感性存在否定超绝的伦理理性。他深入地研究并运用了西方美学文艺理论，不仅从现代理论高度上对传统以中和为核心的古代审美意识和美善混同、以善代美的美学原则进行了否定，而且对代表着古代美学最高成就的意境理论进行了改造和转换。他的理论批评观点和批评实践都与中国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距离较远。一个世纪以来，他的文论批评未能成为中国文论批评主流的代表，这仍是客观存在事实。梁、王的理论批评可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补充和融入了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主导倾向之中。二、三十年代早期共产党人和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中一些人的理论批评观点以及朱光潜、梁宗岱等人的理论批评观点，也是从两个相反的倾向上展示了这半个世纪的中国理论批评的丰富内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