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个右派，他在我未成年的时候就死了。听母亲说过一些父亲的经历，我对右派的精神历程从小就有兴趣。我试图进入储安平的精神世界，我选择了《观察》研究，我曾想进入傅雷的内心世界，反复读过他写给孩子的书信，还有罗隆基，为了搞清他的整个内心世界的变化，我几乎收罗了他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全部言论。对这些右派的兴趣最终导致了我选择了眼下的课题：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王蒙虽然不在我的研究范围内，但做为右派，他是我的一个参照点，所以对他的言论还是留意的。 关于王蒙，已经有了许多评价，而且今后还会有更接近于他内心世界的剖析。我只说一点。作为右派，王蒙的内心世界有一个抹不掉的印迹，这就是内心恐惧。这种恐惧经过漫长的政治变化，已经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这种恐惧已成为支配王蒙思维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王蒙是聪明的，也是机智的，但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个性自然是主要原因，但经历也极其重要。从主观上讲，王蒙或许会说我有什么可怕的？谁能把我怎么样？这决定了他的言论有其潇洒的一面，但他的局限也正在这里。内心的恐惧使王蒙总把恶梦一般的岁月时时加以警惕，时间长了，这种警惕就不再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理性思维，而是一种无意识的自觉支配，说白了就是王蒙判断今日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主要参照系是五六十年代。他的深刻处在此，他的浮浅处也在此。不妨结合一点他的言论来说（因为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所以提到王蒙的言论只说意见，不引原文，也不说明确切出处）。 王蒙有一篇随笔说现在的青年人追星，他是肯定这种现象的，乍看起来，王蒙说的很有道理，他的理由是追星总比人斗人，比红卫兵好吧。这就是典型的王蒙思维，由内心恐惧而导致的凡事都和最坏处比。他在《读书》上有关于“不争论”的言论，他的理解是“不争论”总比大批判好，有一点道理，但殊不知今天的“不争论”是由多年不断的“争论”而来的，要“不争论”的果，结果把“争议”这个原也给否了，他的局限或者说那篇文章的漏洞也就很明显。还有对王朔的称赞，理由是调侃虚伪、假正经总比一本正经强。上海年轻人说应当重振人文精神，他就说过去就没有人文精神，何来失落？何来重振？他的参照系在哪里，我想大家会一清二楚的。内心恐惧，导致王蒙凡事总要说不同于别人的话，他害怕一律，厌恶统一，但过头了，也不好。他有文章批评王彬彬吧，说是一个和名人差了许多级的人如何如何，这说法就很不绅士，而且先确定了自己的名人地位，再伟大的人都不能说自己是名人，王蒙忘了这个常识。至于在《新民晚报》上那篇《黑马与黑驹》的杂文，王蒙就更由于内心恐惧而把话说过头了，这篇文章就不仅是有无道理的问题，还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因为现在是不能以那样的口吻说“黑马”的，太伤年轻人的感情了，王蒙要为这篇文章付出巨大代价，如果在自由选举的环境下，这篇文章会使王蒙失去绝大部分选票。 王蒙的内心恐惧是时代留给他的，这种恐惧一度时期成全了他，但不会永远成全他。 1995年4月25日写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