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语 尽管从社会行为的分野上论，“雅”和“俗”有多种解释，但依我看来，如今人们多半以“臭铜味”为界，凡离得远的，便“雅”，凡离得近的，便“俗”。这样界定，我大体上也赞成。问题是，虽然我们向往那物质极大丰富而又没有商品没有金钱只有道德与情操的理想境界，但一是那境界在目前的世界上无论在哪里都还并不存在，二是若欲达到那一境界，又偏要经历一番商品社会使用一番钱钞不可，因此，想彻底遁逃于“臭铜味”，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可能。这样一想，“雅”人也有一个如何对待“俗”世的问题。 我主张直面俗世。在当今处于剧烈的转型期中的中国社会，文人雅士在尤其难以习惯的市场经济面前，保持冷静当然很好，矜持自重也很必要，对“臭铜”用而不迷更是至关要紧，但，切切不要变得“闻铜色变”，焦躁矫情，以一己情感乃至“朴素感觉”代替理智猝作判断，站到通向理想境界的必要的市场经济的反面去了！不站到反面，不用脊背对着市场经济，也不“侧身站”，那最好就是直面。直面的意思是“面对面”，当然也就不是“扑通”一声跳进市场经济的“海”里的意思。“跳下海里”也未必就不好，但那已是另一问题，这里不论。 不跳下“海”里，却又直面“海”景，并且不是金刚怒目地“直面”，也不是忧心忡忡地“直面”，而是“笑吟吟”地“直面”，但也不是所览皆喜地“直面”，更不是清浊不分地“直面”。 一直面，俗世的很多事，细琢磨起来，便不那么七个不服八个不愤，不那么难以容忍必欲禁绝。比如当今作家，有不少多产者，因为我们这里多半还是按字数计算稿酬，所以你很容易估计出他或她因之获得的“臭铜”颇多。有的人便写文章，对之规劝、讥讽乃至抨击，但那样的文章，往往又并没有具体而微的学理分析，不是很耐心地告诉大家及所涉及者，他或她哪些文章写得不好，可以如何写得更好，而是非常笼统地强调：应当写得少些、精些，那对“精”的期盼，多半是希望作家写出《红楼梦》那样的伟著，并且随之责备作家，不能甘于寂寞，不能“沉下去”乃至于“消声匿迹”，不能以清贫为饴，不能作到远离“臭铜”。对作家多产的批评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以为，批评家的眼睛虽然盯住了作家，他的脊背，却甩给了俗世，也就是说，无视于我们转型期中，其实良性效应大大超过负面效应的市场经济。如今为什么出了那么多老少几辈的多产作家？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到“文革”期间那二十多年为什么有些作家往往减产、停产、断产乃至于永不再产？还不是因为原来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斗得越来越过头；而这十几年搞了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轨到了市场经济，文化市场也繁荣兴旺了吗？如果直面俗世，看到现在有那么多的出版社，出那么多的书，有那么多的报纸开辟了那么多的副刊，每天推出了那么多专栏和文章，大大展拓了读者选择的空间，并且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和报纸走上了经济上自负盈亏的经营路子，因此书稿和副刊稿件的需求量猛增，对作家尤其是“叫座”的作家约稿催稿“臭铜”允诺当然也便呈现出前所未见的“乱象”，不少作家在这种市场需求刺激下，生产积极性高扬，创作处于昂奋状态，不断地出书见报；在这一俗世景象中，我们固然看到了粗制滥造、低级浅薄乃至于越线犯规的贩“黄”渲暴一类文字垃圾，但那并非全景，更非主流，总体而言，应说是乱花迷眼、姹紫嫣红，是空前的美景佳象。笼统地针对作家的“多产”大加挞伐，不仅于作家们并无俾益，而且，有意无意地把矛头对着书籍出版与报纸副刊的繁荣，也就是文化方面的市场经济去了，难道应该退回到计划经济状态，釜底抽薪地砍减出版社和报纸，并规定各个作家的写作量与发表量吗？当然，必要的管理、限制、协调以及对犯规者的责罚乃至取缔不可少，但目的应是发展文化市场，而不是相反。 再说，从中外古今文学史上看，多产的作家固然未必优秀但“多产作家必不优秀”的逻辑就更站不住脚，且不多说维克多·雨果、列夫·托尔斯泰这类的洋例子，像拿我们的曹雪芹来说，他十年中写了一百多万字的《石头记》即《红楼梦》，这还说的是成品，不算他改来改去所积累的数字，已经平均每年十多万字成品，每月至少万把字，每日不辍至少要写三百个玑珠字，这产量也很可观啊！“臭铜味”很浓的“财迷”作家，生活极不坎坷生活一直优裕的作家，甚至道德上引出风波令不少人齿冷的作家里，都不难举出其文学成就举世公认不争的例子，如巴尔扎克、歌德、王尔德，等等。曹雪芹也“卖画钱来付酒家”嘛，可见他除了“埋头”“沉下去”“消声匿迹”地呕心沥血写《红楼梦》，也有类似给如今“报屁股”写“专栏”的“稻粱谋”，因此，当今作家学曹雪芹，除了学其他优点以外，十年百多万字的产量，鬻画沽酒，学学也无妨吧！ 说了归齐，还是主张直面俗世。我读《红楼梦》有种直觉，便是曹雪芹既能直面俗世又能从俗世升华。在眼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应该首先直面俗世，才能有一个坚实有利的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