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需要英雄的时代造就不出自己时代的英雄，是时代的一种悲剧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需要史诗的时代，创作不出时代的史诗也是时代的一种悲剧。 为什么史诗的时代出不了史诗？我以为10年来在诗坛上有一个神秘的幽灵一直在徘徊着，时隐时现，这个幽灵不是别的，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浮躁情绪。这种浮躁情绪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无时不在。是当代诗坛难以制服的顽症。 浮躁表现之一：否定的极端化。当年朦胧诗派向传统诗扔下决斗的白手套时，那种与传统诗决裂所表现出的不驯服姿态，就曾给人以某种浮躁之感。近日闲来无事，顺手翻阅1991年8月在艾青诗歌国际研讨会上得到的周红兴同志赠阅的《艾青的跋涉》一书，书中对当年的那种“不驯服”，有过这样的披露：“终于／我们站起来对艾青说／你们的太阳已经过去／我们的太阳正在升起／你们这一代诗人代表不了一代诗人的我们……”，“你和你的诗歌正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死去，在一代人当中死去，我们要趁你还活着的时候把你的牧歌送进火葬场……” …… “艾青，已是历史的陈迹。 老人，既然你这样颤巍巍的，你就别在我们中间挤了”。读者一定会看到，当笔者还没有把挑战者所有的言论一一引述下来的时候，那种挑战者对传统“不驯服”的姿态，那种躁动不安的骚动情绪，已经溢于言表了。 当然，这种以骂倒名人自己出名的人，或许根本就不着朦胧诗派的边际，或只是其中极个别分子，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历史的“陈迹”，就同“朦胧诗”本身也变成了历史的“陈迹”一样。尽管朦胧诗人们当时的呼喊代表着一代人的历史命运，代表着整整一代青年的追求、苦闷、彷徨和探索，是与时代合拍的、与人民共鸣的，只是在诗的手法上有些新探索，吸收了人们感到陌生的意象、象征、暗示等方法，有时甚至是直搬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技巧，而一时引起人们的轩然大波。现在有人把朦胧诗划为传统诗一列，正是基于朦胧诗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意义和历史内容这点而言的。其实，当朦胧诗人们向传统诗扔下决斗的白手套时，当时就缺少必要的冷静，就没有认真地分析一下它们之间在本质上的一致性，起码是他们都承认诗的社会性，诗歌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功利意识。其实，朦胧诗人们只不过是仅仅找到了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表现方法，钻进了意象的迷宫，却以为自己发现了新大陆，于是便高喊着代表了新诗发展的方向。 其实，就连表现方法，也并非完全是他们自己独特的发现。这点，笔者已经在《朦胧诗纵横谈》一书中，对艾青的《树》和舒婷的《致橡树》在意象构成上作了比较，说明了它们之间的承接关系，同时又引证了艾青的原话，借以说明朦胧诗派某些人，一方面想把艾青的诗送进“火葬场”，一方面还在“抄袭”他的作品，对他的诗进行“打砸抢”（详见《朦胧诗纵横谈》第159页）。这些都说明了当年的朦胧诗派，在宣布与传统诗决裂时，还没有看到自己与传统诗连接的脐带还没有剪断，从而多少显得有些不够冷静，有些浮躁了。 事隔几年，这种浮躁情绪又在诗坛上涌动着，奔腾着，这就是“新生代”对朦胧诗的挑战。 作为80年代初期以后诗坛主潮的朦胧诗，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他们的主将还都以自己的诗作显示着他们各自的存在，但是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朦胧诗已经开始渐次式微了。如果说一开始朦胧诗人们的呐喊，多少代表了大众的声音的话，那么到这时，他们当中的有的人，就开始以个人英雄主义悲剧主角出现了，远离了人民大众，走进了自己狭窄的小胡同。这情形很像“五四”运动初期，在反帝反封的旗帜下，一些人与人民大众是一路同行，但是当时代进一步向前发展时，他们便从人民大众的营垒中分离出来，走上了歧途。北岛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四人帮”的重压之下，他的声音某种程度上与人民的呼喊有一致的地方：“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但是，当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他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反抗，逐渐显得与人民大众的步伐不一致了，终于走向了歧路。 当浙江的程蔚东喊着要“Pass北岛”时，当他们喊着“北岛、舒婷的时代已Pass”时，80年代中期以后，新生代们已经向朦胧诗毫不客气地亮出了“手术刀”，这恐怕是当年的朦胧诗人们始料所不及的。当朦胧诗人们“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走入禁区／……给后来者／签署通行证”时，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后来者”们竟纷纷打出了“Pass”他们的旗帜，而且这一次来得如此猛烈，是以群体展示的形式出现的。但不管“新生代”的口号喊得多响，旗帜举得多高，他们似乎都没有冷静地观测好自己的位置。其实，这只不过是新诗历史不断反复重临的起点，无论是“朦胧诗”，还是“新生代”，都仍然只是对中国新诗既有状态的不同程度的“整理”，是中国新诗相对阶段性蜕变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新诗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在寻找着最佳的表现形态和存在方式。 尽管如此，回过头看“Pass”的呼喊声，仍然显得有些急躁，有些操之过速，有些欠冷静。也无怪乎在这些呼喊声刚刚出口的时候，曾为新诗的“崛起”推波助澜的一位很知名的人物，就看出了有些操之过急，担心这种蜕变的“过速”。 为什么这种浮躁会再一次出现，这倒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否定的极端化，这恐怕和中国人一个时期以来“二值逻辑”的思维方式有关。要么全有，要么皆无。“A或非A”，像掷硬币一样，要么是正面，要么是背面，非此即彼。“二值逻辑”的思维定势一直笼罩着人们，这种无形的、庞大的、惯性很强的思维定势，长久以来，一直占据中国人传统思维的首要位置，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就连高喊着“Pass北岛”们的新生代，也没能逃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