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处时代有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真实”这个词的含义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含混、自相矛盾和充满讽刺意味。人们对待“真实”的态度也是如此，一方面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卖力地追求它，另一方面又对之越来越满不在乎和漠然，乃至肆意践踏。这篇文章想从新时期文学对待真实的态度人手谈谈与之相关的新时期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 对文学艺术来说，“真实性”是一个老得乏味的问题。任何一部作品，都必然具有某种真实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真实观，而一部文学史，其实也正是真实观变迁的历史。但是，人们总是忽略了这种真实观的变迁所隐含的有关这时代的重大而又隐秘的信息。 在二十世纪，人们的真实观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者甚至不如说出现了根本性的危机。最突出的一点是，过去人们以为是真实的、牢固的、确定无疑的许多东西，现在看来竟是一点也靠不住了。人们对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越来越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过去时代的真实观是一种非真即假的表达式，对此有严格的判断标准，人们可以安心地生活在真－假势同水火的二元对立之中。但是现在却不行了。真与假的界限变得越来越难以分辩。世界变得晦暗不明。真实感的丧失带来普遍的茫然、焦虑以及不懈的追寻。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渴望知道各种事实和真相。人类新工具的进步似乎为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以超越时空去窥视世界的手段：电视、卫星通讯、传真、电子邮件等等。但是这些先进的工具与其说是使我们穿透以往种种虚假的外壳，倒不如说是带来了无数自相矛盾的信息，使我们越发停留在事物的肤浅的表象，阻碍了我们对事物核心的深入。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一种通讯社会，在通讯社会欺骗的手段更加精致，更加微妙。 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真实感的丧失。反映在文学上，那就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不真实”的作品。这种“不真实”其实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方面，人们再也不相信文学作品是大路边的一面镜子，可以忠实地照出世间的真相。对现代人来讲，这面镜子如今是非常地靠不住了，或者干脆说就是已经破裂。文学也是一种欺骗。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并不是现代文学变得“不真实”，而是这个世界变得不真实，现代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个世界的不真实（或者说是真实性正在发生变化）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又是非常真实的了。这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还意味着，文学艺术已经不能反映这个混乱的世界了。文学艺术只能反映文学艺术自己；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文学艺术，才能达到更高一级的真实，这种真实必须以取消现实性为代价。于是，真实的不再是文学艺术所反映或创造（虚伪）的世界，而是文学艺术反映或创造世界的过程本身。 就中国而言，到了八十年代中叶以后，一种新的真实观开始发生、成长。其突出的标志是在许多小说中出现了“元虚构”的因素。元虚构，也就是叙述者在小说里谈论自己的小说创作，戳穿自己的叙述技巧，告诉读者所有一切不过是自己的虚构。这股潮流是从马原开始的，很快就得到了许多青年作家的响应。洪峰、格非、苏童、吴滨、叶兆言等人纷纷从自己的小说中跳出来戳穿自己的西洋景，好像要迫不及待地抢在批评家与读者之前主动对自己的作品开刀。在创作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批评活动之后，作家开始在自己的创作中学当作自己的读者与批评家。对“元虚构”现象的描述已经很多，但是这种现象背后究竟传递了有关我们这个时代的什么重大信息？在西方，有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如约翰·巴思在其作品中（例如《迷失在开心馆》）把这种叙述形式推向了极端，使一部小说同时也就成为对该小说的评论，对所有小说的评论，以及对文学理论的评论。这是一种消弥各种类型的文本（小说、批评、政论等）的界限，将其杂糅于一炉的极端实践，许多人把它看成是小说解体的症兆。八十年代以来，元虚构的因素在新时期小说中大量涌现，甚至像《迷失在开心馆》那样极端的探索也已经出现，如叶兆言的《关于厕所》。严格地说，这种手法古已有之，斯特恩的《项狄传》里就有过大量的应用。在斯特恩那个时代，作家并不为他故事的真假担心。但是到了十九世纪，“真实”已经开始成为一个问题，所以作家要处心竭虑地从作品中隐去，以制造一个客观的效果。到了现代，“真实”已是土崩瓦解，聪明的作家觉得与其捉襟见肘地继续一手遮天，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地主动地与读者一起分享对真实的疑问，这样倒能够获得一种批判的、负面的真实性。作家不再承诺什么（不负这一方面责任，并不等于在任何方面都不负责），也就不再强求读者非得接受什么，（真实意味着责任）而是变得十分潇洒，就像《冈底斯的诱惑》的题记所说的那样，“当然，信不信由你，打猎的故事本来是不能强要人相信的。”这是一种无奈。 这种文学的自我否定其实正是对现实中的实践主体的自我否定的一种象征或者说是替代。文学从观照与批判现实，走向了对自身的观照与批判。这种替代或者说是“置换”，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是批判的深化还是虚化，是进取还是逃避？应该说是多种因素并存。在现实的普遍文本化、符号化以后（这种文本化、符号化绝不仅仅是后现代社会来临的产物，而是我们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一种倾向），在批判文学与批判现实之间确实具有了一种相通性。这种对小说真实性的有意破坏，对小说虚构性与欺骗性的戳穿——仿佛类似小说对自身的“自杀”行为，如今已是一个普遍的话题，它究竟出自怎样的背景，代表了怎样一种含义，实在很有研究的价值。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世界潮流。但是，在中国新时期出现的这种趋势，却绝不仅仅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机械摹仿。西方的元虚构小说，有一个最大的反叛对象，那就是西方庞大而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亚理斯多德。它代表了一个用二元对立（真－假，现象－本质，正－误，善－恶等等）支撑起来的稳定的价值体系。所有的西方式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都依赖于上述两极的严格对立。在尼采以后，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趋于崩溃，真实观随之转型。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当下人们喜欢谈论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既是这种断裂的症候，又进一步推动了传统二元对立的瓦解。元虚构小说的出现是此一过程中的突出范例。但是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这种亚理斯多德式的现实主义传统。那么我们的元虚构小说又是针对什么而发的呢？它是否起到了什么破坏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