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中西文艺理论体系的特征与文化精神”研讨会于1994年10月23日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师范学院、广东教育学院等高校的10多位青年学者及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10多位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这次会议。本次会议还特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暨南大学副校长、文艺学博士导师饶芃子教授参加。 研讨会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秘书长、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蒋述卓教授主持。他介绍说，上次（1994年3月27日）“中西诗学比较方法论讨论会”非常成功，综述已分别刊诸《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4年第2期和《暨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为推动比较诗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经研究与筹备，并承蒙华南师大科研处和华南师大学报编辑部的支持，此次研讨会将就“中西文艺理论体系的特征与文化精神”问题进行讨论，这一课题非常重要，对之深入地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西诗学精神的进一步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建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工作，与会者围绕会议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概念范畴的廓清 概念、范畴的准确、明晰是进行学术对话与研究的基础。随着中西文论的交汇，大量新概念、范畴被引入，它一方面丰富了学术话语，淘汰了一些陈旧无生命力的语词，扩大与扩展了一些语汇的内涵与外延；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些概念、范畴的意义的模糊、暖昧，出现了不应有的混乱。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生王列生副教授说，近一个时期，国内许多中青年学者对“人文精神”话题讨论较多。出现这个话题的背景在于西方大师级学者对“人文精神”的重提。从总的趋势来看，中国当代学者与西方文论的对话都是企图与大师们的对话。然而，西方大师们关于人文话题的提出有其渐进的历史过程，中国学者则仅获其结果。因此，“人文精神”在西方的重提既自然又必然，而中国一些青年学者的提及却显得有些鹦鹉学舌。我们必须质问：什么是“人文”？“人文”概念从逻辑外延来划分，有“大人文”、“小人文”之别，“大人文”与人类文明相联系，“小人文”主要指地区风俗。从逻辑内涵来区分，中、西“人文”有别。如果以“大人文”而言，中国的历史即“人文”的历史。西方“人文”则指文艺复兴精神。西方人文传统从文艺复兴到百科全书派得到限定，叔本华以后有一个转型，“人文”现在在西方非常混乱，索绪尔与哈贝马斯之“人文”难以找到共同点。西方处于“人文”的恍惚状态。讨论“人文”话题的中青年学者，既没有限定“人文”概念的内涵、外延，又没有确切分析“人文”的背景、价值，这种学术研讨怎能真正促进学术的进步呢？ 广州师院陆环副教授认为中国“人文精神”与西方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人文”对群体精神的过分强调，完全消蚀了个人存在的可能性。其中的核心即顽固的“家世情结”。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皆是对此情结的揭示，《红楼梦》描述的是贵族世家的兴亡；《水浒传》“忠义堂”是封建家庭的浓缩；《西游记》中师徒即父子。而西方文学则以张扬个人个性为“人文表现的特征。 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生余虹副教授指出：“humanism”仅以“人文”来指称，有含混性。“humanism”是中性词，翻译时因以对象不同而与中文确切对应，相应神学是人本主义，相应哲学是人道主义等等。中国“人文”含义太过宽泛，如果不确定所指称者，极易导致讨论的混乱。我认为“人文精神”的重提有现实意义。实际上，“人文”关注即是对学术的关注，“人文”关怀是对道德、价值等精神的关怀，现在要以对“人文精神”的呼唤来体现着对理想、价值原则、道德准则的追求，但以“人文”一词来指代反而冲淡了意义。学术研究，有必要对基本词语的语义进行清理，以确保论者始终站在同一意义层面。我们缺乏清理的学术传统，因此，讨论问题时不妨在各方面加以具体化，以具体的词来讲述问题。 概念、范畴的混乱所导致词意理解的歧义使得一些学术争议无法聚焦，甚至南辕北辙。蒋述卓教授指出既要清理传统的概念、范畴，又要反思引入的西方文论的概念、范畴。只有进行双重清理，然后才能真正地建设新文艺理论体系。饶芃子教授说，我们目前正着手进行中西诗学范畴比较研究，这方面的工作人们已经做得很多，但我们准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突破，做出自己的特色。(1)进行中西诗学范畴可比性与不可比性研究。可比性研究人们已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而不可比性研究却做得很少。不可比性研究正是传统文论中最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论独特性所在。(2)人们过去对中西诗学范畴的比较研究多是分散地就个别问题进行研究，我们所要作的比较将是系统而全面地进行。(3)对中西诗学范畴进行比较，人们常以西方文论为立足点来审视比较中西诗学范畴，我们将以传统文论为立足点，在传统视线中提出独到的创见。 理论的语境“还原” 概念、范畴的语义清理是进一步推进学术研究深入的当务之急。中西诗学的正确比较，中西文艺理论体系的特征追寻，中国当代新诗学体系的建立，其基础都在于此。那么，如何来进行这项工作呢？概念、范畴语义的尘垢，不能以自身互文来烛照清洗，要弄清诸多问题，必须将中西文艺理论放置到原来生成的语境之中，从文化、时代历史的环境中来确定其位置，然后才能寻找到确切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