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4年6月10日 地点：北京建内5号社科院文学所 李洁非：1985年以来，有一类话题，是文学界越来越少谈及了，也许还可以说，有点不肯谈及，似乎这类话题业已死去。比如说，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文学能否或应否有助于社会，特别是文学的人本主义（相对于这些年比较热闹的“文本主义”）和人格、良知对于文学的意义，等等。但是，自去年以来，情况正在改变，一些人士通过他们的文章开始重新看待这些问题。究其原因，倒也是迫于社会本身的跌宕和变异，终于使得一部分有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潇洒”不下去，而不得不去关心社会，重新思考文学价值体系的完整含义。那么，社会现实究竟是怎样触动了文学？当前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差距究竟体现在哪里，以及文学又该如何来对当下中国做出它的反应？这正是我们亟待探讨和解决的一些问题。今天在座的诸位，有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也有从事纯理论研究的，正好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就此发表见解。 张德祥：现在流行着一种说法──我们的社会正处在“转型期”。“转型期”的概括，既准确，又模糊，“准确”的是原来的价值体系，原来的格局被打破了；“模糊”的是要往哪里转？似乎是要转向“市场经济”，但又不尽然，因为人们对于“明天”心里越来越没底，由困惑、迷惘到失落，尤其是精神的失落，没有了寄托，因此，只能拼命地抓住“现在”，抓住“当下”，而“当下”能抓住的唯有“钱”，唯有用钱来“消费”。挣钱与花钱，成了人的全部意义。之所以失去了“明天”的关怀，还在于“当下”的失落，其核心是“道德”的失落。田中禾的《枸桃树》里的主人公说：“日子好像到了头一样让人凄凄惶惶。”道德沦丧，人与社会的腐败是不言而喻的，精神价值寄托转化为肉体快感享乐，物欲和情欲在最本能的意义上膨胀和泛滥，拜金主义和及时行乐淹没了良知而激发了兽性。也许是时间与社会的宿命般的巧遇，没有哪个概念能比“世纪末”更准确地概括出“当下”的社会特征，亦即一种放逐了道德良知和人欲疯狂，“过把瘾就死”！ 面对这样的现实，文学的价值选择，一方面关系到怎样理解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及这种“转型”的历史走向，另一方面，更关系到怎样理解文学的价值和走向。 许明：我是主张重塑“偶像”的。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人的本性当中有宗教神性的一面，有了这，才有几千年的宗教史与精神发展史。一个缺少精神的时代无论如何从何种角度讲都是荒谬的。这种时代只能产生“癫狂”而不诞生“文明”。我承认，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的历史际遇，使得这种历史要求若隐若现，使得担负社会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变得猥琐和平面。西方社会学家所关注的“进步”引起的人的精神的贫乏与感觉的退纯，正在我们这里以沙漠化的速度演进。产生不了大作，是因为没有大贤；没有震撼力，是因为良知的麻木和理性的丧失。 人文知识分子应当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前导和创造精神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仅仅顺适社会潮流。当有人以过来人、聪明人的口吻说现在已经是什么“潮流”了的时候，我正在默默地回想写出了《罗亭》、《悬崖》、《卡拉玛卓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等巨作的俄罗斯文学的世界时代。沙俄时代的外在条件的困顿与在这种条件下生存和为俄罗斯命运奋斗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令人崇敬，那些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仍在讨论着黑格尔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面临着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同样面临着新的历史前景的创造，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格局是否该大些、该强些呢？ 钱竞：这几年，离当下的文坛远了。不知是自己冷淡了文学，还是文学疏远了自己。只是，也还算名义上搞文学的人，才和当代作品保留着若即若离的联系。要说对这些作品的感受，也许只有三个字：无所谓。恐怕是再也没有激动可言了。回想起来，自己曾把文学阅读作为生命的不可缺少的部分。《牛虻》激动过我，《马丁·伊登》令我振奋，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浩瀚中领略了什么是崇高，从欧·亨利的短篇中得到了无穷的欢笑。这大约是60年代文学读者的共同的阅读经历。 至于这几年，则判然有别，甚至缺少了当初看到“新时期文学”创作的那种久失而复得的欣喜体验。声势浩大的陕军东征，对我并没有带来广告式批评所宣布的那种轰动效应。至于那些以调侃、戏拟，拿无聊当有趣的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作家们，时兴当令并不真正证明他们的强有力。在消解权威与神圣的时候无意中也消解了自己，搞不好，自己反而沦落为弄臣、优伶──在当今文化市场上供人消遣作乐的丑角。是不是文学的创作和批评都莫名其妙地进入了“失重”的状态？我想，尽管这些作家扮演的角色和作品的挡次有所不同，而导因则是一致的。这便是几年来人文界及其工作者心灵中的价值资源的枯竭。自以为摆脱了责任，纵情于游戏，可以宣称世事与我无关涉，而实际上只能促使原来完全枯竭的更枯竭，尚未崩塌的化作一阵泥石流。 李洁非：作为当代文学创作的观察者，除了肯定它经过10余年的探索而在艺术表现能力和方式上取得某些进展的同时，我的不满和忧虑在于，它同我们的现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公众（同时也是我们的读者）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深深陷入某种偏狭、呆滞、空虚的境地。关于这一切，此地我显然不能展开来谈，不过，提到以下一种现象应该说也就足以说明许多其他的相关问题了，这个现象就是我曾经在一篇题为《“当代”小说重“历史”》的文章中谈到过的：当前文坛上许许多多最有才华的作家，都丧失了表现当代生活的兴趣，也丧失了这种能力，而把他们的聪明才智纷纷投入到历史题材创作之中，远及唐宋，最近的年代也是在民国。他们特别热衷于家世小说，对旧式簪缨之家的兴衰枯荣、妻妾争宠这类故事爱不释手，或者，是对发生在后宫的权力倾轧、秽闻丑行、恩恩怨怨玩味再三，以至于发生了几个作家为著同一个题材撞车的事情。我还听说，有些作家现在专门到书肆搜求那些逸闻野史一类的书籍，从中寻求创作灵感，编造作品。如果只是有个别或极少数以历史题材创作见长的作家这样做，例如法国的特罗亚和台湾的高阳那样，我并不会感到有何异常之处，但是，很明显，在我们这里这种做法却是一股风，是一种普遍的趣好，以至评论界不得不为之起一个名称“新历史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