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是商业的时代 前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曾对孔斯坦的思想作过一定程度的研究。以最近中国学者李强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中译本序言为例，开章主要是从对自由问题的分析入手的，然后转向到孔斯坦关于人民主权问题的分析，把握的重点主要是他关于自由的认识。这种分析问题的特点是单刀直入。一些学者也采用了这种分析思路。而西方学者方特纳(Blancamaria Fontana)把问题的切入点放在了孔斯坦对僭主政治的分析上，重在说明近代人民主权是如何被政治野心家用来论证独裁统治的。然而问题是，孔斯坦在阐述政治思想上是否就是以思想观念的分析作为视角。如果这样看，他的政治思想起码在视角上是和启蒙思想家相同的。然而，从孔斯坦世纪思想论述分析，他的政治思想主要还是从对“近代”本质的理解开始的。 “近代”一词出现于公元5世纪，该词在当时是和古典相联系的。所谓“现代”意味着“古典”的不断延伸。而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近代”的理解就不同了，“近代”的意义就是“新”。这种状况尤其体现在启蒙时代的思想上。那时的思想家越来越强调新的思想、新的科学方法，这样“近代”也就和“古典”对立起来。以这种求“新”的精神，近代政治思想家重新审视政治，看待国家，在否定以往神学世界观和古代政治群体政治观的基础上创立了权利政治观。依据这种政治观，人的自然权利作为了国家的基础，国家成为了人们社会结合的产物，个人和国家、国家和教会以及国家和社会不再是相互包容的，而是明确划分开来的，个人不再是封建关系的从属，而是成为了独立的“单子”。显然，处于文艺复兴时代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政治思想家对近代的理解实际上主要强调的是个人的政治解放，个人的重要地位。在当时，这种对近代的理解具有强烈的革命意义。 然而进入19世纪以后，近代的这种革命精神对于已经取得了政权的资产阶级来说显然已不合需要。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为近代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精神，他们不再将视角放在政治领域而是转到经济和技术领域了，发展工业，抢占市场，商业渗透，激烈竞争成为一种强劲的势头，在欧洲以及世界范围内显示出了他的权威。显然，近代已经不再是以革命来显示自己的权威，而是把工商作为了它的宗旨。这种精神使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亲身体验过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生机的孔斯坦受到深刻的影响，这在他1914年出版的《征服和僭主精神》一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在孔斯坦看来，近代的精神绝不是征服精神。因为征服精神是一种战争精神，它是通过强制来获得利益而不是通过商业中的协商来取得利益的。同一的法律，同一的行政措施已成为帝国的最高目标，而把多样性排除在外。然而，孔斯坦看到这种精神又巧妙地承认了个人的地位，因为作为集团的或地方的联合力量不好对付，而对付独立的人，不用费力就可以将他们置于强权统治之下。[1](P74)不仅如此，近代征服者为了实现这种统一性，往往破坏被征服者精神上的独立性。由此他得出结论，今天人们的意识已经不是跪在征服者的足下，而是匍匐在他们脚下了，近代的独裁统治正使人变得非人化。 孔斯坦也分析了近代变革中那些杰出人物的作用，拿破仑就是典型代表。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所实行的军事独裁统治不同于以往，它以人民主权作为旗帜，并提出要把平民院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唯一权力机关，这些完全给人一种民主政治的面目。但是他的统治绝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一种新型的专制统治，即“僭主政治”(usurpation)。它和专制统治一样都是一人说了算，都是个人的意志决定一切。 无论从征服还是从僭主精神的角度来理解近代都是错误的，在孔斯坦看来，对近代的理解，不在革命，不在军事征服，而在工商。他明确提出当今时代是商业的时代，近代的精神就是商业精神，“文明的计算”(civilized calculation)构成了商业时代的灵魂。它作为一种必然的力量，“弱化着战争的性质。在以往的时代中，商业国家总是被好战的敌人打败。今天，他们将成功地抵抗他们。他们甚至在他们的敌人中找到支持者。无限的商业渗透和复杂的商业分支使社会利益超越了本土的边界，时代的精神战胜了那种以爱国主义为名义的狭隘的、敌对的精神”。[1](P55)不仅如此，发展商业、促进工商解放了个人，创造了使权力依赖于它的权威。因此，货币成为专制主义最危险的武器，但它又是对专制权力的有力制约。在古代，单个的公民弱于强大的政治权力，而在近代，财富成为一种对付权力的有力工具。他批判了战争致富论，指出，一些人自以为通过战争可以获得财富，这不过是古代国家的现实。因为在那时，战争增加了个人和国家的财富，而在现代国家中，即使是成功的战争，所失大于所得。[1](P54)因此，当今时代不是进行战争，而是促进商业，现代国家不是征服而是把和平、舒适和工业作为发展的目标。 总之，在孔斯坦看来，近代已经进入到了商业活动的时代，依靠战争和军事独裁已不合时代需要。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应该采取务实的态度，在工商发展的基础上建构政治，实现由如何打天下向如何坐天下的转变。 二、自由的区分和协调 1919年，孔斯坦就古代人的自由和近代人的自由或“两种自由”作了一次演讲，深入地阐述了他对自由的认识。同年，这个演讲被编成小册子正式出版。现代新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在评价这部小册子时指出：“没有人能像孔斯坦那样深刻地理解和清楚地表达了两种自由的冲突。”[2](P163)伯林的这个评价肯定了他的“两种自由”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但也容易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孔斯坦只看到了两种“自由”的“冲突”。要明确这点，需要考察一下孔斯坦对两种自由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