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取仕的历史嬗变与现实观照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朝仁,深圳市委党校、深圳行政学院(深圳市,518021)

原文出处:
政治学研究

内容提要:

科举取仕制度是自隋唐以来中国古代的一项选官制度。纵观科举历史嬗变过程,辟析众说,本文认为科举“源于汉魏,肇基于隋,确立于唐”。这项制度具有“贤能治国、为我所用,竞争公平、标准客观,立法保护、稳定连续”的合理性,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西方文官制度也产生过影响,对我国当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公开选拔干部考试,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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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历史嬗变:科举取仕的兴亡及原因

      科举取仕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绵延长达1300余年。但是对科举制度的确立年代、其兴亡因缘与历史功过,学界则纷纭众说。求诸历史,辟析众说,本文试图对科举制度的起始时代及兴亡原由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科举取仕制度的缘起、确立、兴盛与衰亡

      中国古代历史上完备成型的选官制度有三种: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取仕制。前两种制度的核心是举荐,而科举的核心是考试。西汉初年,开始实行了“察举”、“征辟”制。察举是由州、郡等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考察、举荐人才给中央政府;征辟则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注:王道成:《科举史话》,第1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西汉初年高祖皇帝颁诏天下,要求地方官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注:《汉书》,卷1《高帝纪》,第3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文帝也曾“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注:《汉书》,卷4《文帝记》第116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代的察举和征辟比起先秦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来说是一大进步,一些真正有才之士被举荐给中央政府并被授予官位,例如汉朝著名的政治家晁错就是被荐举为官的,“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晁)错在选中,上亲策诏之。”(注:《汉书》,卷49《晁错传》,第229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称帝,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正式推行“九品中正制”: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评定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划为九品向吏部推荐为官。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没有本质的区别,实行之初虽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社会底层布衣寒士能得到举荐的毕竟少数,地方官僚在举官过程中的个人好恶和徇私舞弊之风日益严重,豪门世族把持着举荐门槛,被举荐者人身依附现象严重。汉明帝曾怒斥,“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注:《后汉书》,卷2《明帝纪》,第98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西晋诗人左思的诗句“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尚书刘毅的名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都形象地刻画出了当时的门阀社会状况。(注:金铮:《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第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也并非全凭举荐便可获得官职,有些官职人选经举荐后还要通过考试区分高下最后才确定,考试科目有对策、射策、策试等,这种举荐为主、辅以考试的做法,是为后来科举考试的渊源。

      隋朝统一中国后,随着世家大族的没落和寒门地主势力的日益上升,九品中正制的流弊越来越妨碍了隋皇权统一专制的强化,于是隋文帝在开皇(581-600)年间以分科考试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注:王道成:《科举史话》,第3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所举科目二科、四科、十科不等,至“炀帝始建进士科”,(注:《文献通考》,卷28《选举一》,第26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隋炀帝大业三年(606年)设置了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仕。进士科以文学与儒学为考试主要内容,成为后来唐、宋、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以致有人认为“科举制度从此开始了”。(注:王道成:《科举史话》,第3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高祖李渊于公元618年灭隋建唐朝,武德四年(621年)诏令诸州学士以及早有明经、秀才、俊士、进士资格者,通过州、县地方预试,合格者每年十月赴朝庭应试。(注:金铮:《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第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次年(622年)的选举诏书指出,分科举荐往往“举非其人,滥居班秩”,故而指示,布衣寒士得不到举荐者可以“投牒自应”,“自举”、“自进”。(注:金铮:《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第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明文规定投身仕途的考试不再需要官府举荐的制度。唐除了继承隋分科举人的制度外,还制定了地方、中央二级考试,定期进行,自由报考,以考试结果定去留等制度。唐代的考试主要有常科和制科,另有武举等衍生形式。常科每年分科定期举行,制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常科的考生可以是中央和地方学校的学生,也可以是社会上学业有成的人,制科的考生可以是常科及第的人,也可是庶民寒士。常科的科目多达十几科,众科之中以进士科最贵。常科考试意味着科举取仕成为长期化的国家选官制度,唐朝仅进士科及第者就达六千人以上,占唐代最杰出的历史人物很大一部分。这说明科举制在唐代的太平盛世中得到了相当的发育。

      宋朝吸取了晚唐、五代武官骄横跋扈、篡逆相继的教训,全面推崇孔孟儒学,提倡文官治国,对科举极为重视。宋太祖曾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注:《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第3606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宋对科举进行了一系列的发展和变革,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即各州主持的取解试、礼部主持的省试以及皇帝主持的殿试),还不断完善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为宋王朝选拔了大批俊才,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晏殊、柳永、黄庭坚、秦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沈括等重要历史人物,都是科举出身。元朝的统治者以蒙古贵族为主,用吏制度民族色彩极浓,倚重蒙古贵族和军功吏才,科举制几经波折勉强设立,但始终处于衰落过程。明朝是通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建立的政权,明太祖朱元璋深知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对政权的重要性,洪武三年(1370年)诏告天下:“朕将亲策于庭,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注:《明史》,卷70《选举志二》,第1695-1696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可见对科举重视的程度。明发展完善了宋科举的三级考试和武举制度,还大力兴办各级学校,建立与科举制相适应的学校制度,是中国教育史和政治发展史上的大事。科举在明不断兴盛,达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但是到了明末,开始出现对科举考试内容和文体过分雕琢、抑本求末的颓风。清兵入关以后,满洲贵族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和消除汉人的反清情绪,保留了科举制度。然而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没落,明末科举的颓风在清代越刮越盛,科举制度也开始走向下坡路,八股形式导致思想僵化和愚昧落后,终于使科举走向了历史的边缘。清朝末年,在中国资产阶级“兴学校、废科举”的舆论压力下,慈禧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注:《光绪政要》,卷31《上喻》,转引自《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第433页,黄山书社,1992年版。)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取仕制度正式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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