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一种观点的反思 一种意见认为，批判性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是市民成员交往的结果。市民阶级在文学、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交往导致了不同意见的表达，并通过商讨形成共识以整合市民阶级的政治行为。无论这种行为是观念的或者行动的，它们都会指向作为一个阶级所具有的协调，以及代表全社会用协调了的观念和行动评判并批判公共权力，批判的普遍公共性就此发生。概言之，这种交往一方面使市民阶级成为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这个阶级以普遍利益代表身份出现的把目标对准国家的统一行动，从而在本体论上把自身与公共权力区分出来了。 这一认识至少忽视了三方面的事实。第一，市民阶级的整合在形式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整合过程是以市民阶级的分层为前提的，其结果不太可能达成全体市民的真正一致，这一结果实际上把部分上层市民从整个阶级中提升出来并获得主体性，于是在市民阶级整合过程中经常出现紧张。对整合的摆脱或许最终没有明显效果，市民阶级其他成员往往不是其主体性受到遮蔽从而成为市民阶级中无足轻重的部分，就是被吸纳进主体部分。第二，市民阶级依靠经济实践和话语不断侵入其他阶级的生活世界，把后者组合进由市民阶级建构起来的关系中，并通过一整套意识形态把这些关系固着在那些阶级的观念图景之中，不断消解着它们的真实抵抗。抵抗也许存在，但通常不会引向对市民社会及其政治的结构性破坏并以新结构取代。第三，作为社会存在的市民阶级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认识范畴，但把它们看成完全分离的实体则是理论想象。它们通常存在于既紧张又支持的关系中，许多时候出现重叠。甚至批判往往也不涉及制度批判，它们是些政策批判。否认这一点，就不能理解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同时壮大的趋势。按照由分离而批判的观念，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理应是一个此消彼长的所谓大政府小社会或者小政府大社会的过程，但两者同时强大的事实说明两者的趋向是一致的，无论是否承认，它们实际上总是统一在对政治的市民或市民的政治的共同体认之中，或者极端的说法是国家表征了市民社会的实体性自由（注：参阅〔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围绕上述认识展开讨论，以回应那些历史性地把市民社会看成真实统一体，把市民社会看成全部社会，把市民社会与国家彻底分离、市民阶级的批判的公共性看成社会普遍公共性的理论，总之，是要回应那些把部分市民成员的无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要求普世化的观念。 二、市场经济中是否产生了普遍公共性 近代公共性的发生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和观念的过程，它开始于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变迁中支配地位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市民阶级的经济行为逐渐摆脱了以往独立公平市场中的生产与消费关系，以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代替了传统市场关系，并且使这种交换关系获得全社会的公共形式，接着由具有公共形式的经济交换关系的认识，扩大为在这种交换关系所能达到或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关于政治公共性各种关系的认识。换言之，尽管近代公共领域集中表现为对政治问题的认识或者批判，但一方面政治公共领域起源于超越了地方性关系的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公共性，另一方面政治公共领域也一般是以经济生活作为主要话题的，至少那些看似与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话语最终都可能被还原为经济的要求，从而公共领域起码在发生过程中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资本主义的。 这里需要强调两个互相关联的要点。第一，由于市场具有比资本主义长久得多的历史传统，所以市场本身不一定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只有在发生资本主义垄断因素的市场中才会形成资本主义市场。第二，在市场局限于地方性区域的情况下就不可能表现出具有广泛性质的公共性，它只有在超越了地方性的时候才可以把个别社会群体的认识扩展到其他居民中去。首先看第一个要点。市场经济被认为是独立市场主体之间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公平联系纽带，这种市场的历史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历史，它在中世纪就已经广泛存在，“深深地潜在于封建制度这一历史体系的运作逻辑之中”（注：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布罗代尔把它称为建立在一般生活世界的物质文明之上的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通常以竞争作为标志，它是同乡村活动、作坊、工场、店铺、集市、贩卖等联系的生产机制和交换机制。但是这种市场经济与现代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往往不同，因为它的竞争和相对公平交易的特点导致把以垄断为特点的资本主义排除在外，而资本主义，恰好是与竞争也就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一种垄断（注：〔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9-21页。）。所以，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因为区域的狭小，其经济规模不可能很大，利润通常比较微薄。资本主义则试图依靠自己的种种优势限制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垄断了市场，把触角伸到商业、生产和金融的几乎各个角落，另一方面不断扩张垄断规模，从而表现为不断追求高额回报，利润是十分丰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