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1)04-0115-04 对于文学理论，我们似乎已经讲得够多了。文学已经被我们诠释成多重意义众说纷坛的令人惊奇的东西。但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非但没有清醒地透视文学，反如奥古斯丁诠释时间那样变得更加糊涂了。我们讲得太多却没有回身以更大的精力去思考那些必须思考的比诠释更为先在的东西：我在思吗？我的思的界限是什么？我真的在“言说”我的思吗？于是众多的“本文”并没有因其浩繁与丰富而成为“文本”。哪怕在当前，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美学文艺学界的学者，别出新意在对我国近年来的文学、文化现状热衷于命名，这种现象只说明我国人文学者患了“失语症”后，重新恢复了语言能力，有了强烈的话语欲望，但是不是患上了更严重的“失语症”呢？因此，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作如此的思索，并进一步追问思的本性。 一 文学理论的根本性的问题，似乎在文学理论本身无法求得解决，文学理论自己不能拯救自己，更不用说达到“逍遥”的境界，它需要从哲学这一“别处”借得“火”来煮自己的肉。然而我们并没有审慎地怀疑借得处是否已经出了问题，因此，对于文学理论的种种困境，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哲学。哲学绝不是庸俗化的总结与概括。否则它除了给予我们一大套僵化的抽象概念的教条以外，将空空如也。但哲学的确在给予，哲学的给子是对事物思后的阐释。哲学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精神方向，于艰难处提示并开辟道路。人类生存困境是哲学不得不直面的根本性问题。哲学必须阐释人的生存，并且哲学的一切生命由此而始。 面对人类生存，哲学必须具有批判性。因为哲学不允许它的视野远离人的生存。哲学有权力拒绝那些远离人的生存的思考。面对生存难题的哲学的无批判性，毋宁说哲学已由性灵老化为一具僵尸。哲学的生存必须以关注人的生存为方向和前提。这样，不仅将利于我们从知识论哲学的抽象概念里超拔出来，而且哲学从而艺术哲学将显现一个崭新的精神方向，哲学除了帮助人们寻找精神家园以外，没有多余地搭配给人类一套知识。“知识通过理解活动构成生存的手段”。[1]阐释生存，哲学才真的在思，在言说。理解是真正的人类生存的需要。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解释是为了避免误解。而狄尔泰则认为解释能够使个体生命体验拓展从而历史（精神世界）具有普通意义。海德格尔则进一步认为哲学应从阐释的端点开始，理解是为了解释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从而使理解具有本体论意义。而解释则构成海德格尔现象学描述的方法上的意义。胡塞尔的现象学要旨在于按照理性原则重建事实，海德格尔批判了这一观念，让现象以照面的方式得以解释，所以海德格尔认为通过解释此在的意义在世间得以显现，通过诠释，“存在的本真意义与此在本已存在的基本结构就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域宣告出来”[2]，因此说到底，“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释学”[2]。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具有三层递推的意义：首先，诠释使意义澄明，从而“为进一步对此在式的存在者进行种种存在论研究提供境遇”[2]。这种诠释学的意义在于开辟通向现象的生存解释的道路，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即：“整理出一切存在论探索之所以可参的条件”⑤。海德格尔的这层意义显然有胡塞尔的影子。第三层意义是诠释学的方法论意义，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又与狄尔泰极其相似：“……诠释学作为此在的存在的解释就具有特殊的第三重意义：它是生存的生存论状态的分析工作——从哲学上来领会这重意义又是首要意义。这种意义诠释学作为历史学在存在者状态上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在存在论上把此在的历史性构建起来；只有是这样，那么，只可在派生方式上称作诠释学的那种东西，亦即历史学性质的精神科学的方法化，就根据于这第三重意义上的诠释学。”[3]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具有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双重意义。到了伽达默尔，诠释学就被完全放置于超越精神科学单纯方法论的本体论上的角度上。他说：“理解和解释并不是从方法角度训练的与本文的关系，而是人类社会生活进行的方式。”[4] 从对哲学诠释学简单地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诠释学的目的并非仅仅在于“解释世界”，而是已经将其视野投向于实践本身。理解与诠释是一种参与性的事物，“直面于事件本身”与“事物照面”很难说不是实践的观念，后期海德格尔干脆称其诠释学为实践哲学。如果我们本着诠释学的理念审视文学现状，我们会发现我们并不真正地理解文学理论，当人的生存困境在文学领域“失语”时，文学的本性其实已被合法化的堂皇话语层层叠叠的掩蔽起来。 而人的生存困境在文学领域的“失语”并不是说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而是我们用现有的知识无法言说生存真相，敞亮其间的诗性意义。正象有学者指出那样：“汉语学界的学者对中国文化与文化在‘话语学’层面的内涵非常重视，而对它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内涵认识则相当不足，实际上，中国文化与文化的‘失语症’绝不仅仅是一个‘自身传统话语丢失’或‘在世界文论界没有自己的声音’这样一个‘文化身份’和‘话语权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本世纪以来汉语学文化与文论由于从‘存在论’传统转向‘知识论’模式而无法言说我们的生存真相和通达特性意义的问题”。[5] 我们的文学理论虽然没有放弃对人生存困境的思，但“思”的方式被截断了，从而生存意义不仅没有呈现反被掩蔽了，用海德格尔的话讲，我们并没有为我们生存的可能性作出筹划，因此我们所见到的就不能不是失落“悲剧意识”的教条哲学。哲学解释学的一个根本特点是：真理不是康德所持反映论的认识与对象的一致而是显现，即成为人们可视可见的东西。哲学从文学理论借以显现的是人们的生存从而完成生存的“去蔽”过程。所谓生存论无非是使生存的问题得以显现和澄明。这一过程的艰巨性在于我们必须耐心细致地剥去历史积累而形成的知识论哲学厚重的外壳，方显出生命的本真状态！ 生存问题的“失语”意味着生存的放逐。所谓阐释生存，即指突破知识论哲学远离人的生存的困境，以生存为起点与归宿，建立生存危机的合法性。简言之，即让生存完整地表达自身，而不是我们强行构造某种知识体系去概括和把握。“解释并不是把某种‘意义’抛掷到赤裸裸的现成的东西上，也不是给它贴上某种价值标签，而是随世内照面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直已有某种在世界中展开出来的因缘关系，解释无非就是这种因缘关系释放出来而已。” 中国传统文论与文化是建立在“存在论”的基础之上，它关心人的存在状态和生存方式，但这种传统在近现代受到西文知识理性的颠覆，产生了断裂，走上了另一条理路上。但我们是不是回归中国传统的“存在论”呢？不是，中国传统论与文化的“存在论”基础在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也同样无法独立承担言说我们生存真相和敞亮诗性意义的重任。这只是其中一个知识资源的出处而已，另一个资源就是西方近现代发展而来的存在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