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0-5072(2001)01-0093-004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历经动荡、变革，同时又走向复兴的一百年。在百年的沧桑中，不光是政治、经济，各种思潮、学科都在自身与外界的交融中，在内在的律动以及对他者的吸纳中向前发展。这其中，关于20世纪中国整个文论史的梳理与检讨，也渐渐走进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视野。 为了探索百年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进程，交流有关的研究经验，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点以及暨南大学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于2000年7月6日至7月7日在暨南大学召开了“20世纪中国文论史建设研讨会”。所邀请的专家学者也在这一领域发表过著作，或是正在进行相关课题研究。 作为一个时间跨度为百年的文论史研究，哪些文论家们在研究中应该注重的问题，为何对本世纪以来文论发展中的古今、中外的交叉问题进行梳理，都应是与会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饶芃子教授在会议的第一天的祝词中即指出：应该从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深化到中国自身文艺理论的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它包括了当代文艺理论中古代文论和五四以来的文论这两方面传统的研究，特别是要关注其中的关系、继承和创新问题。她认为，应该梳理出百年中产生重大影响的若干论题，对其进行研究，从而对百年来中国的文论发展有一个辨证、客观、清晰的认识。 一、研究的角度 黄曼君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导）提出，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以及文学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如果用现代观点重读、观照，并进行新的解读，应该注意三个方面：A、要有客观视野，树立大文学史观，大历史观，大批评史观。B、要有主体精神，注意个性，以感情为中介，联系精神主体和实践主体。C、要具备多元意识，多元共生、互补交流、竞相发展。夏中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则认为应该把百年中国文论史与文学史相联系。他提出，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开启者为王国维，其著作达到了思维层面的理论形态。随后，中国文论沿两条线索向前发展：一条是左翼文论，从创造社再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直至建国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条则是30、40年代京、沪等地作家的文论，如朱自清、周作人，然后一直到80年代刘再复等人的文艺论点。两者是连续的历史链条，又相互交汇。程文超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导）提出了“关键词”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型与西方不同，有自己的任务和问题一即寻求国家、民族的拯救。但其中却发生了偏差，从而导致了以后的一些失误，比如文革。那么，20世纪中国文论中的一些关键词就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其能折射出隐藏的哲学的、美学的、文化的话语体系。比如“革命”。它刚开始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人道、人性；到了革命文学，则变成了阶级的解放，并驾御了以后文论发展的历史。“革命”这个词的内涵，从开始的民族解放，民族拯救变成了解放阶级，直至延安文艺讲话后，思想改造深入到文学，包括了具体的叙事之中。这无疑需要我们进入到当时状态去探穷、整理和解读。费勇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则在讨论中使用“空间”这一术语。他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以及五四以来文论家的产生，这后面存在一个写作空间的问题；其次，人的生活是公共行为和个人行为的交汇，但在文论发展中往往出现了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错位。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不能忽视的。他同时还提出要注意分析具体语词的功能。 饶芃子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导）从整体上对百年来中国文论的研究进行了把握，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她指出文论史是对文学创作、文学发展产生影响的文艺理论思想史，而不是一般的思想史或哲学史。但过去，我们在文论研究中过于依赖政治和历史，对文学的独立性、文艺自身的律动、诗性的追寻少；对中西的嫁接多，对古今的关注少。她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注意：A、对从近代以来中外文论的相互影响，尤其中西文化交汇中中国文论对西方文论的接受、转型、特点以及动力进行研究，可以从个案做起。B、对百年文论中有关古典文论的现代继承转换问题的研究，应该着重考察五四以来传统文论的观念、概念为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变化。C、要注意文论中的诗性以及美的特征，但也不能忽略革命性的一面。D、文论研究不能离开各个时期的创作。 二、理论者的立场 在百年中国文论的归纳、总结和写作中，研究者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也是各位专家学者集中讨论的问题。 殷国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导）提出了“生命体验”的主张。他论述到，理论的表述应该采取一种生动化的表达方式。长久以来，各位研究者注重于概念、逻辑、理念的创造，故不免有枯燥之感。因此，必须以理论为血肉，把感性和理性联系在一起。理论应该有诗性的因素，反映出生命状态和生命体验。同时他又指出，应该写一部纯中国的文艺理论史，寻找失去的传统，并且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创造、再发展，“建立20世纪中国新血统”。对此，有学者疑问：写一部纯文学史，是否就能客观反映出中国文论发展的轨迹？殷国明教授认为，尽管文论史的写作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在美学和文学思想上要有一个支撑点，要树立写作者自身美学的追求和信念；文论史的重点是写作者本人对美的理解。 与会专家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进而由研究者立场深入到文论史的写作之中。刘绍瑾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指出，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中，存在着大量的概念术语；因此在文论史中应该对这些现存或已经被忽略的概念术语进行清理，恢复鲜活的原初境界，研究其历史背景、阐释心态。林岗教授（深圳大学中文系）则认为，写文论史有“冷”的写法和“热”的写法。“冷”的写法指20世纪中国文论中最优秀的部分，但读来可能比较枯燥；“热”的写法则可能涵盖个人的情感、生存状态。同时他强调，在文论写作上，要尽量理解事件的复杂性。苏桂宁副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提醒讨论者，在文论史的写作中必然会涉及到历史观问题。那么历史观的定位是从官修史的角度，还是野史的角度，这都会造成文论史的不同面貌。刘锋杰教授（苏州大学中文系博导）认为，文论史的写作时，最好对已有著作书目做统计，这样就能使自己的书写建立在一个比较详尽和客观的基础上；他又强调现代性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文学的现代性和国家的现代性不是一个同一的概念，因此对现代性的界定就必不可少，并且界定以后就必须贯穿文论史的始终；另外还提出用“人的文学”来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