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诗歌，一方面鲜明地体现了受西方近现代诗潮影响的现代性特征，另一方面深刻地表现出对中国古代诗歌维承与发展的民族性特征。这种民族性特征在与现代化特征融汇的过程中，呈现出既区别于西方外来诗潮的特征，又相异于本民族旧有诗潮的特征，是一种打上了20世纪中国诗歌鲜明烙印的民族化诗歌。这种民族化是对西方近现代诗潮的本土化，又是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现代化。正是在这样一种“本土化”与“现代化”双向选择与双向改造过程中，形成了20世纪中国诗歌的独特景观。 一 20世纪之初的中国近代诗歌革命，是中国诗歌步入新的民族化历程的滥觞期。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维新派诗人策动“诗界革命”，他们倡导的“新意境”、“新语句”的采用，是与中国古典诗歌风格相融汇的，对外来诗歌的采纳是为了变革中国古典诗歌某些内容与表现形式，而不是替代古典诗歌的体式与范型。这种“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歌体式与范型，既突破了以旧风格含旧意境的古典诗歌传统，同时又以对旧风格的整体认同与本民族诗歌风格的坚守，作为20世纪诗歌变革的开端。这种新旧兼容的调和现象，是与维新派政治改良相互策应的，又是世纪之初新旧社会矛盾与新旧文化思潮尖锐冲突中的一种必然性选择。 近代诗界革命成为“五四”白话新运动的先导。与近代“诗界革命”不同，胡适倡导的白话新诗运动的目的，首先在于革新诗歌自身，不像维新派将诗界革命作为政治变革的工具。其次主张革新诗歌体式与诗歌语言，用现代诗歌体式与现代诗歌语言替代古典诗歌体式与诗歌语言，鲜明表现出叛逆传统的倾向。然而，这种叛逆传统并不表明他们要彻底抛弃传统或割断传统，“五四”新诗人所反对的是传统诗歌的流弊，它与“五四”新文化思潮一样，以激烈的批判方式甄别传统、反思传统、扬弃传统，从而得以继承真正的优秀传统。这一批白话诗人又都是在传统中浸润了多年的文人学士，母语的承传性又是无法摆脱的，他们清楚地知道：“文化上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到折衷调和上去的”（注：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142号，1935年3月17日。）。“五四”白话新诗在对古代白话书面语言以及现代白话口语的采用中，也并没有完全摒弃古典诗歌中文言文的优长。唐弢在《在民族化的道路上》一文中曾指出：“五四”现代文学声势浩大，“并不像守旧派忧虑的那样，将中国古代文化冲洗净尽，丝毫不留”；“古典作家作品中一切有用材料，包括仍然保持着生命力的文学语言和艺术表现方法，不仅受到尊重，而且作为民族的优秀遗产，被继承，被吸收，消化生发，融会贯通，成为新的机体的一部分”。五四时期白话诗人把精力主要放在如何先行挣脱古典诗歌传统羁绊的努力上，然而他们又十分明确：不可能彻底背弃传统，他们倡导的白话新诗，是本民族的新诗。 与胡适在白话新诗运动中的语言文体革新成果相比，郭沫若的《女神》从思想观念到审美形式，皆体现了对中国传统诗歌更加深层的变革。郭沫若以对“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出色的表现，被公认为时代的英雄歌手；他又以面向世界的先锋意识，广纳外来诗潮，表现出超越传统的宏大气概。郭沫若的《女神》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与广泛交融的时代产物。郭沫若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精神界的战士”，他与新文化运动中的精神界先驱们取同一立场，西方的富于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先进文化，成为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武器与价值尺度。他所信奉的泛神论思想，个性解放思想，人道主义思想，反对偶像崇拜思想等，都明确地反映了他对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的价值认同。同时他又认为，“新时代的觉醒”中的中国，“不是简单地需要一些舶来品的化装，而是需要从整个的封建传统蜕化出来。”（注：《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这种“从整个封建传统蜕化出来”的文化选择态度，表明他不是要整个地抛弃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作彻底的决裂，而是要重新清理重新阐释传统文化，努力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东西，以便在现代条件下寻找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契机，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的转化。在东西文化的比较中他较多地进行的是一种解释、融汇的工作。他通过东方文化的庄子、泰戈尔认同西方文化的斯宾诺莎、歌德。而他认同的泛神论，又可与儒家的天人合一，以及道家的等万物、齐生死的自然主义相融通。因此，在《女神》中，“一切的一，合谐。一的一切，合谐”这样一个涅槃新生后的理想化的新宇宙新世纪，在泛神论的主宰下不但缓和了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群体的冲突，而且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与西方现代价值观念也可合而为一，协调相容。《女神》鲜明地体现了中西方文化与文学精神的融汇与创化，在融汇与创化中熔炼成为新时代精神的颂歌。在艺术形式与审美风格上，将西方的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艺术与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艺术相调和，初步地实现了对中国诗歌形式的审美观念的变革与艺术形式的现代性改造。《女神》把中国传统诗歌带进了创造性改造的新阶段。 二 “五四”后的中国诗坛呈现出多元无序的状态。胡适、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新诗人，在完成了旧体诗向白话自由体新诗的过渡转换后，新诗的规范并没有建立。经历了白话诗歌运动对传统批判的矫枉过正，以及郭沫若广纳新潮的激情化开拓性创造后，20年代中期新诗步入了探索新的民族化诗歌的冷静沉思阶段，对中西文化与诗歌传统关系的思考更具有了理性特征。从诗学探讨到诗歌创作，最能代表这一阶段探索性成就的是新格律派诗人闻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