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778X（2001）03—0133—04 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培养人的活动。教育发展到今天，人们已把它比作社会的“阿基米德”支点。因为正是教育使劳动者增加了知识、技能，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成为“最强大的生产力”；也正是教育，为国家培养出具有一定阶级思想意识的人，才能为维护和巩固一定社会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服务。而当我们回顾历史上西方主要政治思想家的政治观时，不难发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看到了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看到了教育对统治、治理国家的作用与影响。 奴隶社会的教育以奴隶主阶级为主要对象 教育源于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又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原始社会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无阶级性，决定了其教育水平的原始性和全民性。公元前8至6世纪，古希腊社会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阶级的产生，逐步由原始社会过渡到了奴隶社会，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并产生了相应的政治思想。 城邦制度是古希腊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最高的追求就在于参与城邦生活和活动。这种共同生活的普遍性及其希腊人所赋予它的价值，使整个古希腊的政治基本思想的主题就是求得共同生活的和谐。为此，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家们或出于贵族政治、或出于民主政治的不同立场，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但他们所一致的是，都把教育看成是实现城邦制度这一共同生活理想的手段。如毕达哥拉斯认为，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接受教育，热爱智慧，忠于友谊、婚姻，这样家庭、国家才会和谐。智者普罗塔哥拉在谈到他的教育目的时说，到他那里求学的人，可以学习到“私人事务以及公共事务中的智慧，学到把自己的家庭处理得井井有条，能够在国家事务方面作最好的发言与活动”，（注：《古代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2页。 ）“一个合理的国家的所有公民，包括坏的公民在内，比起一个既无文化，也无正义，也无法律，更无使公民养成公正习惯的强制力国家的公民来说，都要更正直。他们的这种优越性要归于他们国家中的法律、教育和文化。”（注：转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页。）后来，黑格尔曾对智者们的教育目的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概括，他说智者的教育既是哲学教育，也是演说教育，教人治理一个民族。苏格拉底也认为：城邦应当培养公民的品质，应当重视公民的教育。因为大多数人都处于极善极恶中间，介于善良与邪恶之间，所以要通过教育让人们更多地关心道德，更多地考虑国家，公众的利益才是幸福。他还说“美德就是知识”，而美德正是从教育中来的。因此，他认为教育失败了，国家也就弱了、危险了。在柏拉图的计划中，教育是实现其理想社会的仅次于“共产”的又一战略性手段。教育的宗旨是使教育者成为统治者和武士，成为有威严、讲礼仪、作战勇敢的人。因为如果人们受了良好的教育，就会成为事理通达的人，处理一切都本着一个原则，即俗话说的“朋友之间不分彼此”，国家就会飞速发展。所以，他主张教育从儿童抓起，层层选拔人才；主张教育应由国家负责，受国家控制。而亚里士多德虽然对其师柏拉图的许多主张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却同样认为教育之重要：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治必将损毁；对于立法者来说，最大的一端就是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公民所具备何种素质，完全寄托于立法家所订立的教育方针，只有培养出较高情操的人，才可缔造出较好的政治制度。因此，他也提出了教育公办的主张，指望通过教育达到城邦政治和人类生活的和谐。 到古代罗马时期，共和制成了罗马政治研究的主题。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思想家幻想靠奴隶主内部各个阶层的协调就可以保全颓败之势的共和政体。西塞罗在《雄辩术》中指出：只有好的雄辩家才能成为好的政治活动家，而好的雄辩家必须有文化，有文化就必须发展教育。到了罗马帝国时期，思想家们更是提出把培养效忠于帝国的顺民和官吏作为教育的目的，要求教育为罗马帝国的政治服务。所以，比起古希腊社会，罗马人有着更大规模的学校教育工作的实践，为欧洲树立了国家教育制定与教育行政体系的先例。但从两个时期教育的政治作用上看却有着一致性：教育可培养公民的美德，增强公民的智慧，教育应当由国家负责，没有好公民，就没有好城邦。当然，他们所指的公民教育实质上是以奴隶主阶级为主要对象的教育，是建筑在剥削奴隶的劳动上的教育，是实现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手段。 封建时期的教育以封建阶级性、等级性、宗教性为主要内容 中世纪，封建贵族取得了政治统治地位。他们一方面按照自己的心愿和标准裁剪和改造了早期基督教思想，使它成为替自己服务的世界观，成为统治全部社会生活领域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在组织上与教会势力经过一个时期时斗时和貌争神合的过程，逐步使基督教由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势力变成西欧最大的封建主、最强的政治势力和无所不在的社会势力。这种情况反映在政治思想领域内，正如恩格斯所言：“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效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00页。）自然“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 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而当时所有思想流派都在奥古斯丁那里汇合。奥古斯丁的理想王国是“上帝城”，城里住着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发展水平较高的基督徒，是“圣人”。公元9至11世纪，西欧各国的封建化过程逐步完成。 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西欧城市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科学技术有了进步，也增强了人们探求知识的兴趣。人们厌倦了宗教的繁文缛节，反对教会的横征暴敛和高级僧侣的贪婪腐化，批评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及对神的盲目服从，主张人的兴趣应从神转向自然。相应地，欧洲教会“为了捍卫宗教，很快就不得不炮制出一种象肥皂泡那样吹起来的唯理论体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5页。 ）在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的关于上帝、人、知识、智慧和道德行为等观点中，就包含着教育的理想。他象奥古斯丁那样，相信人类的得救，即生命和教育的目的，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是无法实现的。11世纪以后，由于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业的发展，中世纪的城市也随着壮大，封建经济同新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矛盾日益加深，新兴的市民阶层同教会、封建贵族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内部又交织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矛盾和斗争。这些错综复杂的阶级和政治斗争，反映在教育上，使中世纪的教育带有明显封建阶级性、等级性、宗教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