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18(2001)03-0057-02 德国学者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形象地描述了似乎主义，他认为似乎主义“传播着对虚伪性的追求和乐趣。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看上去象什么。被使用过的每种材料，都希望表现得比它‘真实之所是’更丰富。这是一个虚构材料的时代。大理石是油漆过的木料；银光闪烁如群的花岗岩实际上是石膏。新东西必须看起来古色古香；古希腊的梁柱被修建在股票交易所的大门口；工厂修建得像中世纪的古堡；新建筑修得像古堡废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不值几文的赝品。”[1]似乎主义的特点是追求“似乎象什么”，省掉了“真正成为什么”的努力。 教育中的似乎主义早已存在，斯宾塞曾指出：像土著人纹身一样，教育也在用知识装饰着人们。今天的应试教育正在用知识、分数、学历、科研成果装饰着人们。人的价值似乎成了学分、科研分乃至思想品德分现成的算术和。易卜生描述了它笔下的皮尔·盖恩特，这位角色试图发现自我，而他却发现他象一个洋葱头——人们可以一层一层地剥去葱皮（名望、地位等等所有自我的替代品），却没有发现任何骨核。在似乎主义的追求中，人和教育本身也被装扮得日益象个“洋葱头”。 在素质教育流行之后，似乎主义也因时而动，人们不再关注素质教育基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真义，而将素质教育变成了音乐教育、美术教育和其它特长教育的代名词，甚至将素质教育变成无考试教育、非知识教育、非课堂教育。并认为，这种教育越多，素质教育就越好。以至于有人认为，人有多少素质，就要进行多少素质教育。这使教育实践工作者疲于奔波，无所适从；学生的学习负担进一步加重。素质教育是“盲人摸象”，什么与考试无关，什么就“象”素质教育。 提出教育现代化，就有了应时化的“似乎”：惟有新的才是真的，人们不顾一切地追新潮。以至有人感叹当今的教育观念何其多：成功教育、激励教育、和谐教育、挫折教育、磨难教育、消费教育、生存教育、未来教育等等，个中有些根本就称不上教育思想。应时化使观念更新流入华而不实的猎奇求新中。人们象生活中挑选领带一样，选择时髦的名词标明自己思想的个性。人们不再关注思想创新，而热衷于昙花一现、一岁一枯荣的观念求变。 似乎主义追求一点色彩、一点修饰、一点装潢、一点雕琢，使教育在外观上象什么，作为什么而有效。这些装饰性材料往往成为学校评奖、获优和应付上级部门检查和向同行炫耀的“资本”。 在教育中，似乎主义有时装饰得不象，使人一眼就看出其“表演”（如上述现象）；有时装饰得很象，它将本真的东西深深的遮蔽。后者如德育。道德学问本于生活中的做人做事，真正有道德学问的人，务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真理，著认吃饭都应该是“至理的流行”。陆九渊说：“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2]这不是反对人们识字，而是说明德育是识事。人们有时以识字读书来装扮（标榜）自己为“文化人”。但古人的修为却使这种装扮破绽显豁，武训熬成义学圣贤，慧能修作禅宗六祖，说明不识字也可以修养德性、开悟心智、识事明理[3]。在道德上不识字的人能通过识事来弥补，但不识事的人却不能通过识字来弥补。因此，不识字的是文盲，不识事的才是文化盲，不识字又不识事是文盲加文化盲。今天的德育固然要扫除文盲，但更重要的是扫除文化盲，而且在知识群体中要特别注意扫除识字的、装扮的文化盲！ 古人有“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之说，这话道出了道德学问的本质做人做事上的“洞明”与“练达”。但今天的道德“学问”却日益变成了学者书斋里做的学问，今天的“文章”却日益变成了学者评定职称的论文、专著（此状况在高校表现尤甚）。以至于一个德育教师发表的论文、专著越多，似乎其道德学问就越高。当教师的科研成果拥有量和学历水平成为判断德育教师水平高低的显赫标准时，恰恰就形成了对道德本真学问的遮蔽。当教师将学历、科研看得重于教学；在教学中将分数看得重于使学生实际迁善、向善时，德育就出现了为学（学历、分数）而学、为研究（职称）而研究的做作相。“德”不再是人格提升上的有所“得”，而是功利化的外在的“得”。 一所学校的德育科学化水平（德育母体学科的日趋分化、研究领域日益专业化、科研成果日益多样化、研究队伍日益高学历化、理论日益缜密细致化）与使人迁善、向善的水平并不成正比。伴随着德育科学化的进步，有时不是常常听到人们关于“道德滑坡”的感叹吗？这不是反对德育科学化，也不是反对学历、科研，而是指出它们毕竟不能代替迁善教育。前者为琴谱，后者为操琴。琴谱越多，操琴就可能越好。但若以琴谱代替了弹琴，就必然离操琴的实际越来越远。德育首位若仅仅是科学化的首位，德育越“象”加强就越不是加强。 似乎主义渗透到学术中，它使创造者伏匿了！海德格尔说，读透一段《巴门尼德》，必会令人惭愧自己的图书馆，满装着厚厚的书，加起来还不如《巴门尼德》的一段话有分量。学术中的追求产量的似乎主义，再也称不出这一分量。它使学术研究变成了海德格尔形容的“企业活动。”海氏说：“科学的现代的企业活动特性的决定性展开也造就了另一类人。学者消失了。他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取而代之了。是研究活动，而不是培养广博学识，给他的工作以新鲜空气。……他在会议上磋商和了解情况。他受制于出版商的订货。出版商现在也一道来决定必须写哪一些书。”[4]今天，学术中的似乎主义使这种企业活动得以决定性地展开，“企业”中的研究者在一味地求量，他们翻着日历、看着钟表思维，以期完成其生产量。商人的时间是金钱，研究者的时间是“成果”。于是，只为应聘和评职称而导致的科研浮夸风越演越烈。研究者的自信不再取决于生产出传世之作或有创意的作品，而取决于销售量——已经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成果越多，表明研究者的学技越高，地位也越高。马克思花40年的时间写《资本论》，黑格尔平生愿把《逻辑学》修改77遍，这已经不符合“企业”研究者们的规律。“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学品固然可敬，但却完全背离了企业活动的高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