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9;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1)02-0127-11 一、教育在做什么 鲍尔斯(S.Bowles)与金提斯(H.Gintis)（注：鲍尔斯与金提斯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被介绍来的，他们的研究有着极其浓郁的马克思主义风格和大量的术语。1988年，英国剑桥大学高级讲师摩尔(Robert Moore)在其一篇专文中说：“过去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本质上一直是鲍尔斯与金提斯的一种对话。”[1]（译序））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是一本杰出的书，这本书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学校教育不平等的本质和特点，并指出了学校教育其实也是制造不平等的场所。该书的基本观点是，教育是社会的一部分，因而不能被独立于社会之外来了解。相反地，它被社会基本的经济与社会制度束缚着。作者通过对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考察，认为美国的教育担任着使资本主义制度永存或“再生产”(reproduction)的任务。它是保持或增强现存社会与经济秩序的社会制度之一。因此，教育不能作为一种促进更大的平等与社会正义的改革力量。在这方面，它类似于国家政府。在结论中他们指出：“美国教育是非常不平等的，一个人获得很多或很少的学校教育，其机会实质上有赖于种族或父母的经济水准。再者，虽然教育制度看得出来有一种迈向更平等的趋势——例如，黑人教育不足的缩小——但是这种趋势对经济机会的结构的冲击，即使在最好的情形下也是非常渺小的。”[1](P45)“总而言之，二十世纪教育的历史并不是进步主义的历史，而是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商业价值’与反映权威、特权的金字塔的社会关系被强加在学校身上的历史。”[1](P57) 据鲍尔斯的看法，资本主义美国实行强迫性大众教育的目的，是资本主义制度需要的。这是因为，大众教育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所需要的具有知识和技术的工人，这些工人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使他们承认并顺从社会制度的任何安排和强加都是合理的。美国教育家赫钦斯(Robert M.Hutchins)（注：赫钦斯(1899-1977)是美国教育家，永恒主义(Perennialism)教育哲学的主要代表。他提倡博雅教育的传统，反对教育过分专门化和功利化。因此，教育的任务是使人掌握永恒不变的真理，而不是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世界。教育应集中于理智的训练，发展儿童的理性能力，而不应集中于特定的经验和职业训练。）也看到美国大众化教育是将国家的尊崇即物质上的成就要在学校中加以培养为目的。他指出：“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容易谋生的地方。然而，美国学校却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学校更强调职业训练。”[3](P13)虽然美国的学校教育总是以“人权”、“平等”和对所有人开放为标榜，但是学校的教育制度始终受到阶级背景的影响。如来自高阶层社会的儿童，他们所具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以及生活习惯等等，使他们会在学校教育中成为成功者，成为以后的社会精英；而来自低阶层的儿童，由于他们一生下来就处在文化和经济贫困状态中，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适应学校生活，成为学校教育的失败者，最后还是处在下层社会中。对于这一现象，鲍尔斯和金提斯俩人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剖析，看清了美国教育制造神话的目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学校教育是应社会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再生产”和“符应”(Correspondence)机构。 为了能说明教育不平等现象，鲍尔斯与金提斯认为必须先要描述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而且“在日常生活所经历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当中，有一些特别突出成为我们分析教育的核心。这些正是保障资本主义利润以及稳定资本主义分工所必需的社会关系”[1](P185)。他们说：“美国经济是一个经过文饰的极权主义制度，在此制度里绝大多数（工人）的行动由非常少数（资产拥有者与管理者）所控制。然而这种极权的制度却被埋藏在一种非常民主的政治制度里，被所谓的‘平等、正义与互惠的规范’所掩盖。”[1](P76)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发展经验由一种不民主的、不合理的，且剥削性的经济结构所支配”[1](P189)。教育也就必然被支配阶级所控制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鲍尔斯与金提斯在分析中“已经确认了支配阶级在教育政策中的两个主要目标：劳动力的生产，以及那些有助于将劳动力转换成利润的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现在可以更具体地确定，教育制度如何被建构以达成这些目标。第一，学校教育生产许多为求工作表现适当所需要的技术性技能与认知性技能。第二，教育制度协助将经济的不平等合法化，通过客观取向和功绩主义取向，降低对层级分工以及个人于其中获得职位所经过的过程的不满。第三，学校生产、酬赏、并标示于层级制度中职位安置的有关个人特征。第四，教育程度透过它培养的地位区分(status distinctions)的形态，强化使从属经济阶级分裂所根据的阶层化意识”[1](P188-189)。正因为如此，鲍尔斯与金提斯认为教育制度是现代社会阶级结构再生产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因素。 接着，鲍尔斯与金提斯继续考虑再生产是如何在教育中达成的问题。他们主张，它藉着“符应原则”(The Correspondence Principle)而被达成。支配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层级结构是透过教育制度的“形式”(form)，而非透过社会化过程所发生的“内容”(content)。它组成学校的潜在课程(hidden curriculum)（注：潜在课程一般被定义为在学校生活中，尤其是在与教师、学生的交互作用过程中无意识地学到的一些东西，也就是在正规课程之外所学到的东西。而美国教育社会学家M.艾坡(Michael Apple)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这一观点出发，把潜在课程的概念提高到一个宏观的水准去认识，他认为潜在课程乃是学校在暗地里、而且又是非常高效率地灌输给学生的一种被正当化了的文化、价值和规范，是一种发挥着维持支配权功能的日常性意识体系。学校之所以能够不依赖强大的外在统治机器就能发挥社会控制的功能，能朝着既定的方向实现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最根本的关键也就是学校生活和教育过程中存在着这种潜在课程。[7](P135)这一界说得到了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鸣，使人们将研究的视野从教育的“再生产”引向学校教育中的“反抗、相对自主与意志论”方面。[2](P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