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0)11-0011-04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临近，我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了。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国际经济一体化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也是文化上的。这就是说，随着经验、技术、商品、人才等方面的进一步交流以及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文化领域的相互交流和文化产品的输入也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从而使本国的文化价值体系及生活方式受到根本挑战。如果这种来自发展程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的文化挑战与建立单级世界的政治阴谋结合起来，形势就会非常严峻。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在从经济上做好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的同时，借鉴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从文化上做好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准备，识别和抵制当代“文化帝国主义”，促进正常的国际文化交流，确保国家文化安全，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提供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学校教育作为社会发展和社会重建的工具，理所当然地应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一 “国家文化安全”就像“国家政治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信息安全”一样，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免于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力量的威胁、破坏和颠覆。相应地，“国家文化安全”就是一指个主权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特别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于遭到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从而能够很好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价值传统，在自主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革新，吸收和借鉴一切对自己有利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明生活方式。国家文化安全也是和“国家文化不安全”相对而言的，后者是指由于某些原因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遭到了或正在遭到侵蚀、破坏、颠覆，从而使自己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失去了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或至少有失去这种主导地位的危险。 文化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中的地位是独特的，是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不可代替的。不仅如此，文化安全还为一个国家提供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强大的发展经济与科学技术生产力的精神动力，为人民大众的幸福生活提供深厚的道德基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的任何有目的活动都是受其所持的价值观念支配的，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毫无疑问是动员人们团结起来从事社会——历史实践并使之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人们作为独特生命个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彼此信任、相互交往的重要纽带，同时还是一切社会组织（家庭、社区、国家、学校、医院、工厂、机关、科研院所等等）活动的基本前提。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这种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或者是分裂为许多不同的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或者是遭到外来文化的入侵在短时间内失去了自己的主导地位，那么整个社会就必然沿着不同价值观念的边界分裂为在基本价值需要上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它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必然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进行尖锐的斗争，社会的稳定只能化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基础也就被动摇，从而使个体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陷入到迷惑、混乱、烦躁和痛苦之中，使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等一切形式的社会关系）因为所持的基本价值观念不同而变得非常紧张，难以沟通和对话。与此相关，诸多社会组织的价值基础也一并遭到怀疑，它们成文的规则（如公共组织的规则）或不成文的规则（如家庭组织的规则）也失去应有的约束力，社会组织内部出现一种离心现象，社会组织本身的合法性也遭到根本质疑。这是因为，社会组织也不是凭空建立和孤立发挥作用的，它们存在于整个社会历史地继承下来并不断加以自我修正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之中，与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其他部分如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人生信仰、语言符号、知识体系等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主流文化价值地位的丧失对于众多的社会组织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而社会组织的危机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到个体生活和社会实践，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个体生活和社会实践都依赖于社会组织，都是由社会组织的规则及其指导下的活动所建构的。由此可见，以主流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安全在整个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如果我们将国家比喻成一个有机体，那么军事是其骨胳，政治是其头脑，经济是其血肉，文化就是其遍布于全身的神经系统，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就应是中枢神经。中枢神经的“中毒”或“紊乱”会使国家这个巨人无论拥有多么坚强的骨胳、多么智慧的大脑、多么丰满的血肉也不能挺立于世。 二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举凡那些破坏或企图破坏其他主权国家安全的侵略者，总是在进行军事威胁与占领、政治遏制与颠覆、经济剥削与掠夺的同时，进行有预谋的文化侵略，丑化、解构甚至从根本上摧毁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从而达到危及和侵犯主权国家的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目的。例如，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百余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对中国进行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的同时，为了达到彻底控制中国这个老弱帝国的目的，在中国各地兴建教堂，建立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开办教会学校，大量招收信徒和青少年学生。有人甚至公开提出了“使中国基督教化”的主张。对于这段历史，今天人们有不同的评论。有人说要“辩证地”看待它，因为就是像教会学校这样的机构也为中国社会培养了一些有用之才。我想，重新描述与分析这段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例如培养了一些人才）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就这段历史的总体性质而言绝不是和平牧歌式的自由传教和文化交流，因为它既不同于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来华的传教活动，也不同于新中国建国以后我国宗教界与国际宗教界的平等交流和对话，而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军事占领、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基础上的文化侵略，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取代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从文化上灭亡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是这样，他们在占领东北三省后，效仿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在欧洲的“日尔曼化”，也着手进行“日本化”教育，强迫占领区内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儿童学说日语、穿日本服装、行日本礼节、唱日本歌曲、读日本书籍、过日本节日，等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从文化上巩固侵略战争的“成果”，彻底斩断被统治人民与自己文化传统的血肉联系，改变他们的文化身份，模糊他们的文化认同，从而使他们从根本上失去反抗的意识和斗志。如果我们将视野从近代中国的文化命运转向自15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特别是自17世纪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文化境遇的话，那么这种文化侵略甚至文化灭绝的事件更是触目惊心。有多少处于发展中和不发达状态国家的官方语言文字与学术语言文字至今都不是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有多少曾经长期处于殖民地状态的民族今天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又有多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民族今天已经灭绝或陷于灭绝的边缘。这些不正是现代资本主义50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侵略，危及世界其他文化安全的铁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