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文明古国，是世界栽培植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中国农业的历史可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左右。至秦汉时期，我国农业已走过一段漫长的历程，无论在农具方面，或在耕作技术方面，在世界上都处于比较先进的地位。对于秦汉农业的成就，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但这种认识和估计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估计过高。目前学界的主要倾向是对秦汉农业的成就估计过高，应予以重新评估。关于秦汉时期铁制起土农具的推广程度，笔者已另文探讨，以为秦汉时期铁器起土农具已很普遍，但仍未完全取代木石起土农具，当时铁的供应仍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注：参见《试论秦汉铁农具的推广程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2期。）。本文专门探讨铁犁牛耕与先进耕作技术的推广程度问题。 一 铁犁牛耕的推广程度 我国的铁犁牛耕大约始于春秋后期或春秋战国之际，以后逐渐推广。至秦汉时期，铁犁牛耕推广到什么程度，论者意见不一。多数通史著作与农史著作认为汉代已普遍使用牛耕（注：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2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197页；范文澜《中国通史》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205页；刘泽华等编《中国古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364、457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95、146页；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296、369页；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76-181页；岳琛主编《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09页；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190页；阎万英、尹英华《中国农业发展史》，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276页；邱树森、陈振江主编《新编中国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253、280-281页；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百卷本《中国全史》5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127页；林正同《从砖石画像看汉代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6年1期；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334页。），或者说是以牛耕为主（注：参见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85页；赵矢元、冯兴盛主编《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199页。），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战国时期便已普及牛耕（注：见上引岳琛书230页，阎万英、尹英华书211、275页，邱树森、陈振江书150-151页。）。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如梁家勉先生提出：“秦汉时代铁犁牛耕虽获得很大程度的推广，但并不能完全取代其他铁质翻土农具，尤其是和锸；这一时代可说是犁、、锸并用时代”（注：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175页。）。王文涛先生亦曾对汉代耒耜类农具（特别是铁锸）的使用情况进行专门研究，认为“至西汉末年，铁犁和牛耕技术的推广仍局限于中国北部，南至河南中部，北达内蒙古、辽宁，东到山东，西抵甘肃、青海、新疆，即使是在上述地区，耒耜类农具仍然与铁犁并重，或在许多地区比铁犁更重要”，汉代是“犁、锸农具并用时代”（注：王文涛：《汉代的铁锸及其使用情况》，《北大史学》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两汉的耒耜类农具》，《农业考古》1995年5期。）。但他们的意见并未受到应有重视。余也非先生就力辟其说，他说：“有的学者说汉代为牛耕与耒耕相并而行时代，实与历史不符”。认为汉代牛耕“非常普遍”，而耒耕则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出现的特殊现象”，“近年来，共在13省总计50余处出土了汉代铁犁铧和铁犁铸范，表明耒耕的时代在汉代已经结束”（注：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1991年，222-223、224页。）笔者以为：秦汉时期仍为由锄耕向犁耕过渡时期。西汉牛耕尚不普遍，仍以锸锄耕为多。至东汉后期或魏晋南北朝，北方中原地区始进入牛耕时代，南方进入牛耕时代的时间还要晚一些。 西汉以及其后一段时间，牛耕尚不普遍，这从传世文献、出土文书、出土实物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传世文献提及牛耕者有一些，如《汉书》卷7《昭帝纪》载：元凤三年（前78年）正月，“罢中牟苑赋平民。诏曰：……边郡受牛者勿收责”；《汉书》卷12《平帝记》载，元始二年（2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注：此前荒政多为假公田，贷种、食，而未及犁、牛。）；《汉书》卷99《王莽传》载：天凤五年（18年），荆州牧费兴建议“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后汉书》卷3《章帝纪》载：建初元年（76年）正月诏：“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后汉书》卷4《和帝纪》载：永元十六年（104年）二月诏：“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贫民无以耕者，为雇犁牛直”，等等，但相对较少。反之，反映耒耜的资料却很多。如《淮南子·主术训》：“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跖耒而耕，不过十亩”；《淮南子·齐俗训》：“修胫者使之跖”；《淮南子·缪称训》：“夫织者日以进，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盐铁论·刺权》：“文学曰：……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盐铁论·未通》：“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民跖耒而耕，负担而行，劳罢而寡功”；《盐铁论·取下》：“贤良曰：………从容房闱之间，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跖耒躬耕者之勤也”；《盐铁论·国疾》：“贤良曰：……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秉耒抱插（锸）躬耕身织者寡，娶要敛从容傅白黛青者众”；《论衡·乱龙》：“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论衡·自然》：“耒耜耕耘，因春播种者，人为之也；及谷入地，日夜长大，人不能为也”等等。 《九章算术》是秦汉时期最权威的算术书，《均输》章有一道题：“今有程耕，一人一日发七亩，一人一日耕三亩，一人一日耰、种五亩。今令一人一日自发、耕、耰、种之，问治田几何？”答案是1亩114步多一点。这里不言用畜，应该“是人力进行的耒耕”（注：参见宋杰《〈九章算术〉与汉代社会经济》，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2-3页。）。这是《九章算术》中唯一一道关于农耕规定程序与效率要求的算题，它反映的恰好是耒耕，而不是牛耕。 再看出土文书所反映的情况。居延汉简中经常出现锸，笔者大略统计凡24见（注：参见拙文《试论秦汉铁农具的推广程度》。），此外还有“铫”、“锸金”（或写作“鐅”、“鐅金”）等等，简文提及“锸金”（或“鐅”）的数目，多者可得一二百枚。如《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所录的498·9号简：“今余鐅二百。其百五十破伤不可用，五十五完”。515·44号简：“入二月余
金百六十一”。犁铧则未见（注：魏晋时期的尼雅楼兰简文，除胡锸外，则又见“犁”字。见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61、68、72页。）。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出土的随葬器物疏载“右方耦籍人凡九”，奴则“操
”、“操纍”，“操隻”（）”，婢则“操柤”，绝未见操牛犁者。其中虽有一小奴“刍牛”，然此牛又恰好与“牛车一乘”有关（注：参见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62-63页。）。广西贵县罗泊弯1号汉墓出土的《东阳田器志》记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