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租是西汉商业税的一种，但对其具体性质及相关问题，在学者间历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最普遍的看法是将其作为市场交易税、营业税等类型来看待。（注：如高敏先生在《汉代赋税制度考释》（载于高敏：《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8月）中认为，市租是“关于工商业主的营业税”；冷鹏飞先生则在《汉代“市租”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中讲：“市租，就是对商贾所征收的市场交易税。”此外，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4月）82-90页，黄今言：《秦汉末业税问题的探讨》（《江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1期）也持相似观点，等等。）这一看法直接源自于《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中的一段《索隐》，其正文为武帝时主父偃的一段话：“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索隐》注道：“市租，谓所卖之物出税，日得千金。”（注：《汉书》卷38《高五王传》也有类似的记载：“（主父偃）因言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颜师古注曰：“收一市之租，值千金也。”）但问题是，《史记》、《汉书》的正文中并无明确认定市租性质的文句，仅凭一条注文，实在难于坐实。而且我们只要细加分析，不难发现，这条注文本身有很大的问题，换言之，此注文可信度差，不适用于论证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注文进：“谓所卖之物出税，日得千金。”而我们知道，汉时一金相当于一万钱，《汉书·食货志》载：“黄金重一斤，直钱万。”即为证明，那么此处的千金即为一千万钱。但如果真的按照临淄地区一天的市场营业税为一千万钱来计算，则一个月有三亿钱的收入，一年就是36亿钱。《汉书·王嘉传》讲：“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这是赞扬汉元帝节省开支，余下了40万万赋敛钱，对于此条，《补注》中沈钦韩曰：“《太平御览》六百二十七引桓谭《新论》，汉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现在，我们不禁要问了，汉时全国一年的赋敛钱也不过是40亿，而《索隐》注文却告诉我们，临淄地区一年“所卖之物出税”就能基本上达到这一水平，这可能吗？一个地方市场的一项商业收益决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这种“富甲天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不可信，也是不可能的。既如此，对于此条注文所表达的所谓营业税问题，最低程度上我们至少要对其存疑。西汉对商业经营征税，《汉书·食货志》中倒是有一条明确的记载：“（王莽时）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市租的具体内容，（注：如黄今言先生在《秦汉末业税问题的探讨》；冷鹏飞先生在《汉代“市租”考》中都持这种观点。）但这则材料一是从字面上根本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在《汉书·食货志》中，在这段话之后，还有如下的记载：“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也就是说，这一笔税入，即“贡”，由官府专门管理，并可用作赊贷之用。但史书记载，市租主要是作为帝王、列侯等的私藏，不入于国家财政。《汉书·食货志》讲：“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自为私奉养，不领于天下之经费。”这里，“市肆租税之入”就是指市租，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军市租”，即在军队里设军市而征收的市租，《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讲：“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今臣窃闻为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史记》索隐讲：“案军中立市，市有税，税即租也。”又云：“汉市肆租税之入为私奉养。服虔云，私廪假钱是也，或云，官所别廪给也。”那么，我们说，既然市租是私人的“奉钱”，又怎么可能成为赊贷的本钱呢？官府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个权力的，那么结论只有一个，即市租是市租；工商营业税是工商营业税。 其实，“市租”、“市税”等名词并不仅仅只见于汉，后世的史书中也屡见它的出现。如《晋书·杜夷传》中：“常以市租供给家人粮廪，勿令缺乏。”《魏书》卷110《食货志》则讲：“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而《周书·宣帝纪》中则有：“初税入市者人一钱”的记载，等等。但西汉时与后世不同的是，“市租”与“市籍”是联系在一起的。《汉书·何武传》讲：“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显怒，欲以吏事中商。”从上文中，我们知道了如下的事实，何显家里有人有市籍，常常不纳市租，市啬夫求商进行追捕。针对这一事例，钱剑夫先生讲：“所谓市籍应该就是设店营业之前必须于市令或市啬夫处登记，注入簿籍，又当另有准予开业的凭证，犹如近代的‘营业牌照’或‘开业许可证’之类，即为‘市籍’，并据以征纳市租。”（注：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70页。另外，前引《汉书·食货志》中的“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钱先生以为是王莽作出的一种市租改革，是“仿照《周礼》并兼取‘什一’之法改变的一种市租。”（同书73页）所以，从根本上讲，钱先生认为市租与营业税是二而为一的东西。）我们知道，古代的正规市场是封闭式的，《说文》对“市”的解释为：“买卖所之也，市有垣。”即“市”是有围墙的，在这个范围之内，有官员加以管理，当然也就要加以征税了，或许“市籍”就是合法进入市场的买卖凭证，也是征税的凭据，这和当时进入宫殿必须有“门籍”相类似。《周礼·秋官·士师》注进：“今宫门有簿籍。”疏云：“举汉法以况之。”在当时，没有门籍，是不可以出入宫殿的，属“阑人”类违法行为，所以《汉书·窦婴传》中讲：“太后除婴门籍，不得朝请。”大臣窦婴一旦被取消门籍后，就无法进入宫门了。（注：这种制度至少维系到了唐代，程树德所著《九朝律考》卷1《汉律考》五之《律令杂考》，就此条说明道：“按唐律，无著籍者入宫殿，在卫禁一。”）同样的，没有市籍，就不允许在市场中经商。官府可凭据市籍收税，如前引《汉书·何武传》中对“何显家”的市租征收正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不著市籍，而偷偷在市场中经商，因为这样可以通过偷漏市税的办法，取得更大的利益。为了保证税收，国家又往往采取十分严厉的举措对此加以打击，如成帝时尹赏为长安令，“乃部户曹掾吏，与乡史、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铠捍持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注：《汉书》卷90《酷吏传·尹赏》。）对于没有市籍而在市场上经商的人，采取了十分残酷的镇压手段。但即便如此，一些有权势的人依然可以想尽办法私自经商，如宣帝时京兆尹赵广汉的客就“私酤酒长安市，丞相史逐去客。”（注：《汉书》卷76《赵广汉传》。）而赵广汉自己也曾查处过博陆侯霍禹私自从事商业，“直突入其门，廋索私屠酤，椎破卢罂，斧斩其门关而去。”（注：《汉书》卷76《赵广汉传》。）这种事例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以至元帝时贡禹呼吁道：“又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注：《汉书》卷72《贡禹传》。）而所谓“私贩卖”，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可以偷漏市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