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12.9.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0)05-0084-07 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中叶卓越的改革家。他主持的熙丰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不仅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而且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自宋代以来，人们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一直聚讼纷纭。本文拟就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作些勾稽，或可增加一点大家继续探讨的兴趣。 一、以义理天下之财 1.理财的提出。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变法，意在扭转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国力日衰的积贫积弱的局面，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变法的核心问题就是理财。早在庆历七年(1047)知鄞县任上，王安石就明确提出： 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己，此其所以困与。（注：《临川先生论文集》卷七五，《与马运判书》.） 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向宋仁宗进呈了长达万言的《言事书》（注：《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指出了北宋王朝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其中之一就是“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进而便专门谈到了理财的问题： 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 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的短文中，更进一步论述了理财在国家行政中的重要性：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注：《临川先生文集》卷八二.）可以看出，王安石是把理财作为治国的首要政务而加以强调的。 王安石将理财定义为“理天下之财”，有两层含义：一是理国财，即整顿国家的财政收支状况；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将理财扩展为对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流通等方面进行组织与管理，其中又包含着理民财的成分。王安石在熙宁元年(1068)任翰林学士时所说的“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注：《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一《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以及他在与司马光当廷争论时所说的“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九《八月十一日迩英对问河北灾变》.）其中的“理财”，都体现着上述两层含义。 2.以义理财。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贵义贱利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与变法派站在对立面的保守势力必然要以此为武器反对变法，因为变法在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财政状况的同时，的确触犯了官绅豪右阶层的既得利益。于是，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也为了赵宋王朝能够袭故守常，从而得以“长治久安”，保守派便祭起贵义贱利的大旗，指责变法派是“兴利小人”、“聚敛之臣”。而王安石也必须对传统的义利之辩作出新的诠释，以避免给反对派以口实，从而使改革能够得行己意。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曾提出了“法先王之意”的改革策略： 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己合乎先王之政矣。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并主管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实施变法。这时，他的“以义理财”的主张就更加明确而且坚定了： 盖聚天下之人而治之，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役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注：《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乞制置三司条制》.） 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曾多次就理财问题发生过争论。司马光在熙宁三年(1070)的二三月间，连续三次致书王安石，对新法进行全面否定。其中在谈到理财问题时，司马光指责王安石“大讲财利之事”，违背了“孟子之志”，是不义的“征利”。王安石则反驳说，“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注：《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答司马谏议书》.）其后，王安石在《答曾公立书》中，更为“以义理财”的思想找到了“托古”的依据： 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如曲防遏籴），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王安石甚至就“以义理财”的观念直接做神宗的思想工作，可谓用心良苦： 陛下不殖货利，臣等不计有无，此足风化天下，使不为利。至于为国之体，摧兼并，收其赢余以兴功利，以救艰厄，乃先王政事，不名为好利也。（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已.） 熙宁五年(1072)年底，针对保守派对变法的攻击以及宋神宗的动摇，王安石进呈了《上五事札子》，（注：《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一.）其中又谈到了新法的“法先王之意”的根据： 若三法者，可谓师古矣。……免役之法，出于《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司市，汉之平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