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浩渺长河中，甘地主义和凯末尔主义宛如两朵璀璨夺目的浪花，光彩照人，引人注目。其中，甘地主义和凯末尔主义的政治思想更是内蕴丰富，各呈异彩。本文拟就甘地和凯末尔的政治思想作一初步比较，以期揭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结合的特征。 一 甘地主义和凯末尔主义属于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思潮，前者为“宗教道德型”，后者为“世俗改革型”。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思想，必然存在着差异。 （一）政治独立的涵义不同 甘地和凯末尔都提出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观点，但是，他们对独立的内涵的理解差异甚大，主要表现在： 1.对独立程度的理解不同 甘地认为，英国之所以统治印度，是印度人自己把印度送给了英国人，印度的内部不和与道德沦丧是导致印度臣服的根源。印度当时不是独立国，甚至不是“一个”国家。英国把印度作为次大陆，划分了许多政治形式的“邦”，由英帝国用各种法律形式掌握最高统治权。因此，甘地认为，印度独立，首先是要争取印度人和英国人的平等法律地位。他多次自称是“大英帝国的子民”，其意义就是要求这个公民的平等地位，没有这一点也就没有民族独立和自治的要求。在前期，甘地的要求并不在于结束英国的统治，而主要是反对英国的殖民制度。他在1921年提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自治目标：“如果可能，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如果不可能，就脱离英国而自治。”（注：徐友珍：《甘地传》，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这是一个具有伸缩性的政治目标：或争取自治领地位，或完全独立。而实际上，甘地更倾向于赞成自治领地位，直到20年代末，他才同意完全独立的口号，到1946年，他强调，“印度的独立将由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实现，一个国家的独立决不是别人当作礼物一样送来的。”（注：糜文开、薛镏森：《圣雄甘地传》，商务辞书馆，1948年版，第156～157页。）由此可见，甘地的政治目标有一个从模糊、妥协到鲜明、坚决的过程，具有很大的伸缩性。 在土耳其遭受外国欺凌经历中长大的凯末尔深知民族独立的可贵。“对土耳其来说，自由就是生命。”（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3页。）“要么独立，要么死亡”（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3页。）。对独立涵义的深刻理解使凯末尔把完全独立作为包括他对内的土耳其人民所要担负的使命的精髓。凯末尔认为，独立与自由是民族应当享有的不容争辩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天赋的、合法合理的，“为使我们民族兴盛与经济繁荣……必须赋予我们以能够享有与任何国家一样的完全独立与自由的机会，以保证我们的发展。”（注：梁守德、李景荫：《民族解放运动史》(1775～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页。）“我们需要这些权利，我们永远也不会放弃它们。”（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3页。）1906年，凯末尔在萨洛尼卡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土耳其人民的唯一目标就是拯救土耳其这个不幸的国家，摧毁腐朽过时的行政机关，使土耳其重新获得主权。“今天我们的唯一使命，我们国家与我国民族的唯一使命是用我们的刺刀把敌人从我们的土地上赶走。”（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页。）可见，凯末尔的独立目标是鲜明的、坚决的。 如果我们从更深一层探究，就会发现：甘地所理解的独立不是立即夺取政权，也不是实行彻底的社会结构变革，而是对印度社会弊端进行改革，实行自我纯洁，实现印度人自身精神的完善和社会的协调。“除非我们改造了自己，他们（英国殖民统治者）决不会走或改变性质”，“如果你们只是赶走了英国人，决不能说你们就得到了自治。”（注：甘地：《印度自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9页。）他坚信印度的民族运动既要摧毁殖民政府，又要净化印度，而且主要是净化印度，英国的被驱逐只是一个附带的成果。在东方民族主义政治思潮中，甘地的这种政治思想是独树一帜的。 而凯末尔的独立目标既不是甘地的“净化自身”，也不是甘地“内部守纪律的自治”，而是包括政治独立在内的全面独立。正如他所说：“当我们说充分的独立时，自然是指全面政治、财政、经济、司法、军事、文化等等的独立，如果去掉我所列举的任何一个方面，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说就意味着，这一民族和这一国家没有充分的独立。”（注：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3～674页。）因此，土耳其“对于在政治方面、在司法方面、在财政方面，以及其他一切足以阻碍土耳其发达的任何限制，一律断然反对之。”（注：林举岱、陈崇武、艾周昌：《世界近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9页。）独立对于凯末尔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它是土耳其全面的、完全的独立。 总之，甘地和凯末尔对独立的理解大有差异。甘地的独立目标有很大的仲缩性、妥协性，并带有浓郁的宗教道德气息。而凯末尔的独立目标是全面的、鲜明的，具有现代气息。 2.国家观不同 国家观即关于独立后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观点看法，是独立更深层次的涵义。甘地和凯末尔的国家观大相径庭。 甘地是国家的反对者，认为国家根植于暴力之中，违反人性；而凯末尔则公开宣称国家产生于暴力基础之上，国家是人类进步的结果。 甘地在理论上否定国家，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真理和非暴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民主政权是“一个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或有知识的无政府状态”（注：《青年印度》，1931年2月7日。）“没有军队、警察、没有政治权力……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统治者”（注：《青年印度》，1931年2月7日。）。而在实践上，甘地则主张保留国家，以约束人的行为、促进人类道德和人性的完善。甘地国家观最独特的部分是他非暴力国家的高度分权的社会结构，即建立以村社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村社共和国联邦，每个村社都是一个自给自足、安居乐业的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