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0)04-0073-11 经过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80年代的思想解放，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在“方法热”、“文化热”的冲击下，穿过了多次或大或小的思想战线的动荡，那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剧烈的变革，变化之大是五六十年代难以想象的。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似乎雨过风停，激情的年代结束了，已经不再有“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激动，不再有自以为开创了新局的莫名其妙的喜悦，对某些人来说，也不再有充当时代先锋的豪情和妄想了。90年代初，一个“不争论”的权威性提法，对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争论”不等于没有矛盾，没有是非，其实质是强调务实，而把矛盾、是非提交给时间去检验。这于允许学术上各种观点的并存，允许形成研究界的多元局面，显然十分有利。学术渐渐地远离了意识形态，远离了现实关怀。于是政治落潮，文化升帐。9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染满了文化的色彩。虽然少了一点热烈和喧闹，却还不能说都很沉静和扎实。既有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更直接、更严重的影响还是所有的评估、评审、评奖、提升等的制度化，往往违反学术研究的规律，成了学术上浮躁、虚夸的鼓风机，诱发学界的腐败之风。从80年代延续下来的食洋不化、拣拾西方新名词作时髦的装点，或者哗众取宠，追求“轰动效应”之类的作风，还时有所见。对腐败的社风、学风的不满，激发了带保守色彩的一股反拨情绪。一位年青学者宣告：“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成为真正的学术，必须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注：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题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90年代，要求遵循学术规范之声渐起。这种思潮的抬头，正是要求学术研究走向沉静和扎实。 梁启超在总结清朝的学术史时，曾认为启蒙时期的学术，多强调“学以致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之时，正是中共掌握全国政权之初；学科的建立，明显含有适应作新政权的正义性、必然性的启蒙宣传的目的，所以五六十年代的研究，难免“学以致用”的倾向。而“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29页。）只看10年里，研究内容从政治向文化的位移，内在、外在批评的同受重视，边缘课题的拓展，研究对象时空包容量的扩大，研究之研究的开展，作为一门学科，学术研究的意味浓厚了，它不再考虑为谁所用，它的学术独立品格明显了。无论如何，90年代是一个经过激烈动荡后的转变的年代，从“学以致用”走向“分析整理”的年代。在进入21世纪时，可以说现代文学研究经过了50年的颠簸，或者可以视作一门学术了。 向“外在批评”折返 在70年代末，为恢复学科的拨乱反正中，人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把文学还给文学”的任务。这个思想代表了那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主导意识。它反映了人们对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中过于注重政治评价，把文学史变成了革命史等现象的普遍的厌倦和反感。在当时，它对于这一学科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那时的老中青三代学者都是这一口号的受益者。到了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方法热”，又使人们了解到在本世纪，从上一世纪流行而来的、以实证哲学、精神分析学等为基础的文艺批评方法，如传记批评、社会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等，在西方已被视为过时的“外在批评”。本世纪风行的是注重文本研究的形式主义、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等“内在批评”。这种外来的思潮正好与本国的“把文学还给文学”的主潮相契合、相呼应。因此，在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便是由外向内转，从以往注重文学与外部关系（主要是政治）的研究，转变为研究现代文学自身规律。文本分析、文体演变、艺术创造、风格流派研究等更受研究者的青睐。 但是，如果向内转，回到文本，成了一种画地为牢的自我束缚，又会产生一种于现代文学研究不甚有利的偏向。不可像鸵鸟那样把脑袋插入文本的沙堆而不顾外面那宽阔的世界。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海外新儒家的重要人物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传入大陆后，因其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反传统，也引起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关注（注：可参阅王富仁的《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张永泉的《响应新儒学的挑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同期还载有严家炎的《不怕颠覆只怕误读》等有关响应文章。），但因为对文化问题的陌生，一些反驳的文章也只能是“辩正”性的。这事实告诫我们：“回到文本”不等于龟缩于文学，拘守于文本。到了90年代，有意识无意识地开始了新的折返，回到“外在”的广阔领域。对轻视文学与外部关系的现象，有人做了尖锐的批评：“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学自从80年代中期‘向内转’以后，对文学的外部描写和研究便不屑一顾了。其实忽视社会外部现象的描写也是文学的堕落，对文化背景的藐视与漠视，正是文学浅薄的表现。”（注：丁帆：《不可忽视的官僚资产阶级形象描写》，《南方文坛》1999年第1期，第27页。）除了继续重视文本的细读、重读，更多的人返回“外在批评”，更多地在文学与其多种外部关系上做文章。此时，在“文化热”的影响下，种种外部关系多戴上文化的冠冕，以“创新”、“开拓”的面貌，重新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大显身手，在90年代收到了一批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