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文学湘军基本上是一个“土著”作家群，精神心理结构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至大至深，湖南文学的发展态势，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等客观原因外，从创作主体的角度看，一方面是缘于具体作家的才情、功力与学素是否出类拔萃，另一方面，则往往为湖南地域文化的不同因素所宿命般地左右和规定着。最近重读80年代文学湘军曾获广泛关注的力作，细辨它们的演变轨迹与内在状况，我更为真切清晰地发现，湖南文学的盛衰皆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文学湘军在80年代前期的辉煌和中期的热闹，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地域文化特征与特定时代思潮的高度契合。以往的论者多半着眼于文学本身，仅从地方色彩和民间、乡土气息等艺术性内涵的角度予以分析，对此实在很有深化和拓展的必要。 一 我们不妨首先荡开笔墨，打量一下湖南这块神奇的土地，审视一番湖南的地域文化。 湖南地域文化的辉煌源头，是以楚辞为制高点和凝聚点的先秦楚文化。楚文化实质上是人的天性、心智高度自由地发挥而理性未曾明晰强健这样一种特殊精神心理机制的产物，它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意识和神话色彩，在天人合一、人神共娱的愉悦型审美倾向中，充分表现出楚人情感、灵性的丰富、活跃与无拘无束。楚辞花草缤纷、神奇瑰丽的艺术境界，奇幻而华美的表现形式，则展现出楚人奇异的想象力、鲜明的浪漫主义气质和自然审美意识。在这种文化人格的深层构成骨架的，是屈原“上下求索”、耽于以理想改造现实的痴迷般的斗争精神，“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注：屈原：《离骚》，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第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的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和强烈的主体意识；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桀骜不驯的性格，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励精图治、积极进取精神。而且，楚文化还显出一种不甘完全融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独立姿态、边缘姿态。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湖南地域文化的最初格局，表现出与中原文化迥然不同的风貌。 秦汉以降，楚文化湮没无闻，却并未消失，而是潜隐到民间世界之中，凝成弥漫于这方水土的氛围，并渗入生生死死于这块土地的人们的精神血液，冥冥中规范着他们的命运和行为。特别是在偏远封闭的苗、瑶、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楚文化更是以巫术、传说、民俗、民风、方言等方式隐曲而实实在在地保存着，还通过民歌、民谣、地方戏等形式，传达和传播着其渊源久远的神韵。以至本世纪前期，沈从文满怀惊喜地发现，“屈原虽死了两千年，《九歌》的本事还依然如故。”（注：沈从文：《凤子》，《沈从文文集》第4卷第387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80年代中期，韩少功同样满怀惊喜地宣称，在湘西，楚辞所描绘的一切都是活生生的，“那里的人惯于‘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为裳’，披兰戴芷，佩饰纷繁，索茅以占，结茞以信，能歌善舞，唤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那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注：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4年第5期。）所以，在湘西，在湖湘大地，尽管乡土文化不具有远古传统的完整形态，文化的古意、文化的历史连贯性与纵深感较为稀薄，弥散在民间现实的生气和灵性之中，但是，“绚丽的楚文化”依然还活着，并构成了民间文化的某种底蕴，始终有力地陶冶着湘人的性情。 宋代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后，地处华中腹地的湘楚，成为东南西北各种思想文化潮流的汇聚之地，成为全国的一个学术、人才中心和革命风云际会之所，并形成了近现代史上的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经邦济世作为湖湘文化的基本特点，秉承并发展了楚文化的深层基因，促成了湖南人在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影响，以至“自曾国藩编练湘军，取得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之后，湖南士人养成了一种倨傲强悍的风气。指划天下，物议朝野，是甲午战争前湖南士人的通性。”（注：林增平、范忠程主编：《湖南近现代史》第35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无疑培养了湖南人注重政治功利、讲究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桀骜莽勇而又算计精细的文化品性。 综上所述，可以说，湖南地域文化主要是一种功能主义而非历史主义的文化，它的精神内核，是以“楚骚”文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传统，和近世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特征。它所具有的政治功利意识、社会责任感和桀骜莽勇的性格，有助于作家形成直面现实、独立思考的态度，发达的政治情结，和敢为天下先的艺术家勇气；它的浪漫主义传统，孕育着优秀作家所必需的多情善感的文人气质、丰富灵动的内心世界和自由无羁的艺术想象力。而且，湖湘这块土地并不雄阔深沉，却多姿多彩，富于变化和情调，灵山秀水洋溢着生命的气息，风俗民情弥漫着地域的氛围，生动、丰富而贴切地构成了湖南地域文化的外在形态，天然地为湖南作家提供了时代社会生活之外的，创作锦绣篇章的丰富素材。所以，历代湖南作家多灵气四溢、山歌野调式的精妙篇章，也多大胆泼辣、血气方刚的激情文章；一旦时代机缘、作家才情和地域文化优势高度契合，就能既领风气之先又标个人之异，如果诚笃执着地抒写自我丰富独特的生命体验，也能营构出诗意盎然、韵味绵长的艺术世界。 当然，对于地域文化还存在一个开掘阐释的同时从人性、人类文明的层面进行提炼、升华和超越的问题。纯粹的风情描绘也许可弥补时代生活画卷中文化气息的浅淡，却难以构成真正深厚的精神文化价值，纯粹的乡土精神也许可对时代风潮形成某种深化、校正和平衡，却难以产生真正的大气之作。只有作家能从人性、人类文明的高度进行观照和领悟，地域文化的蕴涵才能在精神文化的较高层次显示出一种普遍的意义和人性的光采。因此，仅仅对乡土熟稔、认同和写实，也许可产生清新一时的名作，却难以造就文学长久的辉煌。湖南地域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 二 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文学湘军成就卓著、国人瞩目的，主要在80年代初以获奖为标志的繁荣风光期和80年代中期以“寻根”为精神指向的探索争鸣期两个阶段。如果我们细辨一下，构成80年代初湖南文学辉煌的力作，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即以《将军吟》、《第二次握手》、《祸起萧墙》等为代表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呐喊之作、义愤之作，和以《芙蓉镇》、《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醉乡》等为代表的寓政治风云于风景民俗画卷的乡土小说；80年代中期的探索、“寻根”小说，则包括《爸爸爸》、《女女女》、《死街》、《桃源梦》等颇成阵势的荒诞、寓言型小说和《大泽》、《血坳》等散兵游勇性的对地域历史文化进行写实性剖析的作品。那么，这些小说文本与湖南地域文化关系的具体情形到底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