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0)02-0003-07 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灾难奋勇前进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许多诗人、作家，抗争呐喊，上下求索，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古老民族的振兴，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心血。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也一直存在着背离艺术规律的工具化与运动文学、歌颂化与暴露禁忌、理性化与泯灭自我这样三大痼疾，严重地抑制了作家的创作才华，束缚了作家的个人想象，导致了文学价值的简约化、创作活动的机械化以及文学本体的迷失，制约了文学的成就。 一、工具化与运动文学 从源起来看，“文学工具论”基本上是与20世纪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相伴而生的。反叛“文以载道”的封建传统，本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出发点，但许多现代作家注重的实际上仍是文学改造社会的功利价值。尤其是在自1928年春到1930年初中国文坛上爆发的那场关于“革命文学”的大论战中，更为明显地形成了新的“载道”观，只不过是将“封建之道”置换为“革命之道”而已。正是在这场论战中，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钱杏邨等人，从“革命文学”观出发，强调“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艺是生活战斗的表现”（郭沫若《桌子的跳舞》）；“文学家与战士、笔与迫击炮，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王独清《文艺上之反对派种种》）。这些理论家的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是令人感动的，但这类主张自然只能导致文学作品本身的工具化。 “左联”时期，这种“工具论”主张，进而发展到了否定文学存在的程度。“左联”本来是一个文艺组织，但当时的领导人，关心的却不是文艺创作，而是发动示威游行之类的实际政治活动。相反，谁要是热心于发表文章，就被说成是“作品主义”；谁要是热心于创作，就被说成是“作家主义”，就会被视为“右倾”。至于像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等人那样一些曾力倡文学作品的形式美，强调人性表现的诗人、作家，更是遭到了来自革命文艺阵营的痛斥。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要“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之后，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文学工具论”实际上已成了至高无上的创作原则。 建国之后，缘其历史的惯性及稳固新生政权的需要，长期延袭的仍是这种背离艺术规律的工具化追求，且由“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斗争服务”进而缩小为“为政策”甚或为某一“具体任务”服务。1949年7月，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即明确宣布：作家要“将政策作为他观察描写生活的立场、方法和观点。”[1](P30)当年曾经反对过“文艺工具观”的矛盾，这时也强调：“如何能使一篇作品完成政治任务而又有高度的艺术性，这是所有的写作者注意追求的问题。如果追求到了，就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如果两者不能得兼，那么，与其牺牲了政治任务，毋宁在艺术性上差一些。[2]”建国后前17年的文学，正是以这样一种服务于政策或某一具体政治任务为宗旨的。影响所及，有时候，甚至诸如灭四害、扫盲、计划生育、大养其猪之类社会任务、生产任务，也往往要求文学艺术予以密切配合。1966年第2期《火花》杂志，居然发表过这样的社论：《大写“两个一千五百万”》，号召文学艺术“要为建设两个一千五百万亩稳产高产田服务”。试想，在这样的文学格局中，文学还能有什么作为？ 正是由于对文学艺术的政治工具性的强调，在中国百年文学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不是文学本身的发展，而是服务于政治运动而形成的波澜起伏的“运动文学”浪潮，颇具规模的就有：“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日救亡文学、合作化文学、大跃进诗歌、“文革”文学、“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等。我们以往的不少现当代文学史，便正是这样一种“运动文学史”。 有些“运动”本身自然是伟大正确的，由此衍生的“运动文学”也是有重要历史作用的，然而成为“运动”附属品的文学，则往往多是肤浅的宣传鼓动文字，文学自身的价值也就难以顾及了。比如在抗战救亡运动中，要求作家“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3](P713)，无疑是天经地义的，但在当时群情激昂，作品众多的文坛上，的确也存在着梁实秋所不满的“抗战八股”的弊端。对此，即如站出来批判梁实秋的一些作家也不能不承认：“自然，所写下发表的大抵是印象，是速写，没经过琢磨，也没有时间去琢磨。热情淹没了人物，叙述多过于描写，距离所谓‘伟大的作品’的门槛还远得很。”[4]时在延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也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依目前的情形，我们不能不说，我们的文艺是比较落后于现实，像日本的《未死的兵》那样能反映较多抗战的现实的中国的作品，我们现在还没有。”[5](P39)且愧对历史的是，我们的文坛上至今仍然少见此类题材的真正“伟大的作品”。 而有些“运动”，由于本身就是错误的，追逐而成的“运动文学”，自然也只能随“运动”本身的遭到否定而成为“历史的教训”。比如在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诸如“一片麦壳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秸当柱，芒当梁，麦壳当瓦盖楼房，楼房顶上写大字：社会主义大天堂”之类“诗歌”，实在只不过是一些脱离实际、违背科学、情感虚假的狂言滥语而已。至于十年浩劫期间，那些喧嚣一时的红卫兵造反诗歌、反“走资派”的小说、图解“两条路线”斗争的戏剧之类，除了成为印证历史之荒谬的文字资料之外，就更没什么文学艺术价值可言了。 二、歌颂化与暴露禁忌 在人类文学史上，那些撼人肺腑的作品，那些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品，往往多是揭露现实、批判黑暗之作。这是因为：第一，敏感的作家，往往更易为社会现实的黑暗所触动，更易激起内在的创作激情；第二，人类有着不断追求理想与完美的天性，因此对黑暗与邪恶的抨击，更易引起读者的共鸣；第三，揭露与批判黑暗的作品，更有利于唤起人们的良知，促进人性的提升，并以此形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但在我们的文学理论中，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争议的结果往往是重“歌颂”而轻暴露，甚至发展为“暴露禁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