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 （2000）01—0074—08 尽管自80年代以来就有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倡导和实践，文学史研究因而重新发现了许多以往由于各种原因而被遮蔽的盲点，但总的说来，文学史的重构仍然着重以艾布拉姆斯四元素图式当中的作品、作者和世界三维为考察标准。并不是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读者和接受维度缺乏应有的热情，事实也许恰恰相反，但从读者的接受角度处理文学史的尝试却显然由于具体阅读接受事实的浩如烟海和随即的湮没无考而难以为继。因而，抛弃纯粹接受资料的堆积，改用某种基于文学与读者交流模式的理论概括之上的历史考察，在接受美学与阐释学的视野中展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景观，也许并不是毫无意义之事。 一、诗、文、小说三界革命中的读者 中国近现代文学读者的产生是与近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断裂同步产生的。而这一断裂又与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空前变局直接相连。戊戌变法遭到扼杀以后，一部分睁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创办洋务和维新运动先后失败的经验中，痛切地感受到开启民智的迫切需要。“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以及随后的“小说界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酝酿产生的。这场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变革和大众思想启蒙的功利目的的文学改革运动，由梁启超在赴夏威夷的船上发端，由于恰好处在20世纪前夕，因而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象征性起点。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典型地代表了20世纪初的文学观念，其中自然包括全新的读者观念。 梁启超的三界革命以诗界革命为先锋，是否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诗歌仍然据文学的正宗不得而知，但传统士大夫对于诗歌确实是以风雅相标榜，只求在士子阶层里彼此唱和，得一、二知音赏识即可，圈子外的读者根本无法进入他们的视野。这种贵族取向的趣味以及作者到读者的自我封闭显然无法适应开启民智的需要。因此尽管梁启超在倡导诗界革命的初始，似乎尚未自觉地意识到开拓新的读者群体的必要，但思想启蒙的明确意图，却内在必然地决定了他对读者维度的自然关注。“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 是最可恨也”[1](P189)。诚然， 这无疑是指斥传统诗歌题材与内容的陈陈相因，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梁启超是从读者阅读的角度，痛恨了无新意的诗歌对读者阅读兴味的败坏。读者对作品所展示视野的过度熟知，意味着诗歌发展的停滞与僵化。传统诗歌园地的地力将尽，要想营造新境界更新读者的阅读感受，就必须发现诗歌的新大陆。从文学史看，宋明诗坛以印度意境、语句入诗，令读者耳目为之一新。然而，当时的新境界于今又为旧境界矣。梁启超以简约的文字直觉地叙述出文学史中读者视野更迭嬗变的过程。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再次构造诗歌新境的必要。而这一次的新大陆却是欧西意境，即为改良现实政治所急需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化精神。 在几天后的同一篇《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在设想中国“文界革命”的图景时，又再次提到了欧西意境，只不过是以日本的德富苏峰为范例。梁启超这样表达自己阅读德富氏的著作所获得的启示：“其文雄放俊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1](P191) 这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清晰路径。同时参考读者的角度，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就终极意义而言，梁启超他们提倡文学改革的理论资源源自欧西，但由于在学习西方、向西方求取富民强国之策的路途中，业已存在一个功绩非常显著的先行者——日本。再加以地缘因素，日本成为梁启超及其同志的长期流亡地，耳濡目染，在语言方面沟通无碍，在情感方面认同直如第二故乡。这样，改革的倡导者就更情愿、更容易吸收从日本转口的、似乎已经通过日本现代化实践检验的欧西思想和理论。在这种理论以及文学的旅行和国际贸易中，梁启超们可谓一身数任：他们首先是西方与日本文学的阅读者，然后才是向国内介绍外来文学的输送者，进而成为新式文学的倡导者和创作者。身份的多重性导致了文学与读者关系的多重性，简言之，即外国文学之于作为读者的梁启超与作为作者的梁启超的作品之于国内读者。在这两个层次读者的阅读中，由于读者的文学阅读期待为对现代化富强的新国家的政治期待所遮蔽，他们真诚地自动压抑甚至清空自然存在于他们心中的，由传统古典文学模塑出来的期待视野，对外来文学或改良文学虚怀以待。正常接受中所应有的读者期待视野与文本视野相互交流、相互妥协的过程，被限制在最低限度。也许从读者接受的主动低姿态中，我们更容易解释晚清以后翻译事业的空前兴盛与迅速发展，以及梁启超“新文体”风靡一时的魔力。 梁启超最有开创性和影响力的文学思想恐怕要数他不遗余力地抬高小说的地位。小说取诗文的主导地位而代之，几乎是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文学领域必然出现的通例。因为，小说所表征的平民化和世俗化趋势相对于贵族文学的等级制而言，具有无可否认的颠覆和革命力量。因此，小说又称“资产阶级的史诗”。改良派的中坚梁启超对小说这一文体情有独钟的事实，再次显示了意识形态与文学形式存在对应关系这一历史的无意识力量。当然，在梁启超的意识层面，他之所以推重小说，却是因为他看到了小说对读者拥有其他文体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洞察到小说对他们改良群治的事业产生巨大助益的潜在可能。而这种洞察是基于他对读者厌庄喜谐这一人情大例的深刻洞察和体认，基于对读者群体知识水平的估计和判断。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重复了乃师康有为的断言：“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但只要识字的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可以说，小说较诸其它文体具有最广大的读者普及面和影响力的辐射面，因此，小说在中国“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2](P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