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民间理想的文学创作 民间理想主义反映了一种新的叙事立场，指90年代出现的一批歌颂民间理想的作家的创作现象。“民间”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解释。本文所用的“民间”，是指中国文学创作的一种文学形态和价值取向。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民间”不是专指传统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其意义也不在干具体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方法。它是指一种非权力文章1999年7月21日收到。 本文为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之一章。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作家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表达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的认识。在不同的时代范畴中，“民间”的文学功能也不相同。五六十年代的“民间”，主要表现为某种艺术因素渗透在创作中，稀释了当时对创作干预过多的国家意志和政治宣传功能；文革后的80年代的创作，“民间”常常作为新的审美空间，并以“文化”为特征来取代文学创作中过于强大的政治意识；而90年代以来，作家们从“共名”的宏大叙事模式中游离出来后，一部分在80年代就有相当成就的作家都纷纷转向民间叙事立场，他们深深地立足于民间社会生活，并从中确认理想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 当代中国并不缺乏对理想主义的阐释和宣传，但是在五六十年代，所谓理想主义都是国家意志的派生物，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理想主义被“四人帮”集团强调到压制人性、摧残人性的地步。所以，随着“文革”结束后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普遍地对虚伪的理想主义感到厌倦，同时也滋长了放弃人类向上追求、放逐理想和信仰的庸俗唯物主义。到了90年代这种风气尤盛。有些知识分子看到市场经济兴起后，经济利益刺激一般社会情绪，追逐经济利益的社会潮流似乎淹没了过去处处制约社会的强大政治意识形态，所以就不加分析地盲目歌颂市场经济，却回避在整个社会朝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小存在的诸种不容回避的问题：如国有财产再分配时哪些阶层获得最大利益，而真正受到损害的又是哪些阶层？在追逐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如何看待脑力劳动者的知识财富？知识分子原来都是国家体制下的“干部”身份，如今在向市场的滑行过程中是否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劳动价值？知识分子能不能放弃理想随波逐流去追逐经济利益？如果他们还需要理想人格来制约自身，那么他们的理想又从何而来？等等，据此，90年代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自动发起“人义精外寻思”的讨论，重新呼唤人的精神理想，也有不少作家在创作中歌颂人的理想性，但他们都在历史的经验教训面前改变了五六十年代寻求理想的方式，其中不少作家与学者都转向民间立场，在民间大地上寻找和确立人生理想，表现出丰富的多元性。 从民间树立生活的理想价值，以新的健康的审美意象来表达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这其实在8O年代的诗歌和小说的创作中已经出现，只是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莫言的《红高梁》已经表现出浓厚的民间理想。80年代末卧轨自杀的诗人海子，早在他短暂的诗歌生涯中响亮地喊出了民间的理想主义。在他的关于麦子的诗歌创作里，麦地成了诗人的“乌托邦”： 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麦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回顾往昔／背诵各自的诗歌／要在麦地里拥抱——《五月的土地》 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找两手空空／麦地啊，人类的痛苦／是他放射的诗歌和光芒！ ——《麦地与诗人》 显然麦地并不是完美的理想天堂，而是一个痛苦的盛器，但全世界的“众兄弟”相拥抱之地，就是这个放射人类痛苦的圣地。当海子及其朋友、年轻的短命诗人骆一禾出现在诗坛的时候，诗歌领域正是充满喧嚣与骚动的时刻：反叛的旗帜林立，反叛崇高人格、反叛英雄神话、反叛一切与传统有关的文化遗产……，急功近利的创新和狭隘琐碎的题材使诗歌创作进入一种无序状态，深刻地反映出理想失落后的个人性的脆弱。然而海子、骆一禾等诗人在反叛声中捍卫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在诗歌里唱出来自民间的麦地、草原、太阳、天堂、少女、月光、向日葵、杨树、鹰、马……渗透在他们作品里的生命意识，超越以个体为特征的生命存在，成为囊括宇宙万象，是大地、天空、诗人共同创造和拥有的，并用心灵去感知和倾听的一种神启。但从艺术的实践来看，海子早期的抒情短诗更加体现出民间理想的追求。 从民间吸取生活理想与同家意志所提倡的理想不一样。首先民间的理想不足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它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这种理想也具有某种道德的成分，那既不应该是过去虚伪的理想主义（如五六十年代的所谓“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两结合”的理想本义），更不应该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道德观念（包括对女性的蔑视和对两性生活的禁忌）。真正民间道德是穷人在承受和抵抗苦难命运时所表现的正义、勇敢、乐观和富有仁爱的同情心，是普通人在寻求自由、争取自由过程中所表现开朗、健康、热烈，并富有强烈的生命力冲动。这样的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见容于社会的规范与正统的道德意识，但从艺术上则提供了新的审美空间和理想坐标。作家余华在90年代连续发表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现卖血记》完全改变了他在80年代的创作风格。这两部作品深刻描写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城镇社会中下层人民所遭遇的日常性的苦难。如果从传统知识分子精英立场来表现这个题材，也许会成为具有某种政治寓意的社会批判性作品，但余华改变了这一叙事方法。他用这个题材探讨中国民间对苦难的承受力和承受态度，尤其是许三观的故事，写出苦难重压下民间赖以生存的幽默与乐观主义。如果孤立地看，这些幽默和乐观很可能被知识分子批判为阿Q式的可笑方式，但余华把这些因素置于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背景给以表现，效果显然不一样，成功地挖掘出长期被主流文化遮蔽的中国民间抗衡苦难的精神来源。这些作品在揭露现实生活存在的严峻性一点也不比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差，却驱除了意识形态化的廉价的天堂预约卷，也不像某些知识分子所表达的孤愤绝望的现代立场，小说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被拉得很近，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人民表现出独立（而不是借助知识分子的话语）的面对苦难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