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学既是新时期的历史转折和社会变革的产物，同时又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弘扬了新时期的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改革文学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欠，毕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童庆炳先生认为，反映“这20年中国的主题”的改革文学因没有表现他所主张的“两个维度”和坠入他所圈定的“三种范式”而陷入“‘选择’的泥潭”，造成“文学的悲哀”。 他时而提倡的历史和人文的和谐，主张文学的精神价值取向“必须有益于社会历史的进步和人文精神的丰富。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文本升华三者之间保持张力和平衡应该是文学的精神价值的理想”；时而又说“现实的发展却不总是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相统一的。令人忧伤的是，现实的发展往往是顾此失彼或顾彼失此。”作家艺术家究竟应当怎么办呢？既然肯定20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又断言正是在这个重要主题上陷入困境。他表面上有时并不否认“人文的历史维度”，但当他强调人文因素时，便完全拒斥社会和历史，主张脱离社会和历史的人文。他限定“文学就在人文这个园地里。作家就是这个园地里的园丁”，特别需要“对人、人性、人的生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本来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内在联系，因此，文艺创作侧重于表现历史精神和社会理性，或侧重于表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都是应当提倡的。作家所面对的历史——人文相融合的理想是共同的，但艺术选材和创作路子应当多样而又广阔。不能只给作家规定一条写作路子，即必须或只能表现历史——人文的双重张力和历史——人文相和谐的理想境界，否则便被视为陷入选择的“泥潭”。这极大地束缚了作家的创作自由，囿限了作家的创作天地。谦虚谨慎的评论家也应当对作家多一点人文关怀，爱护他们的那些即便是不无缺欠却富有时代精神、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作品。 事实上，即便是他所列举的《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人间正道》和《鲁班的子孙》《柏慧》以及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的作品《大厂》《年关》《大雪无乡》和《分享艰难》，不仅发人深思，有的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时期努力表现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相融合的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的扛鼎之作。 《乔厂长上任记》并不是只表现了社会理性，同时展示了小说主人公体认社会理性、顺应和推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的历史主动性，突现和弘扬了当代中国开始历史转折所激发出来的人文理性和人文精神，正是这种体现和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人文理性和人文精神成为促进经济改革的精神力量，而只有凭借这种人文理性和人文精神进行艰苦创业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物质成果，才能满足全厂职工的实际利益，从而真正实现对广大群众的人文关爱。《乔厂长上任记》所表现的社会理性和人文关怀是紧密结合着的。至于《沉重的翅膀》《人间正道》则更是如此。实际上，这些作品的精神价值取向恰好体现了童先生所倡导的表现“历史理性要有人文维度”的要求，但童先生却断定它们只表现了历史理性，而没有表现人文关怀，从而加以贬斥和否定。 把《鲁班的子孙》套入只表现人文关怀的框子也是不准确的。这部作品所展示出来的传统的人文情感、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之所以受到冲击和摇撼，正是由于历史发展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理性所使然。小说揭示了经济转型后人的道德观念所必然引起的蜕变，展现了人的意识、思想、传统和习俗乃至田园宗法式的小生产的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存方式必须也必然随着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而改变。对从农业社会进入市场经济和从事商品交换赚取金钱时，怎样维系、保存和延续中国人民世代相承的传统美德，给人们以深刻的思考。《柏慧》尽管流露出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城市的喧嚣、嘈杂、纷扰、道德失衡和环境污染等负面因素的厌倦和拒斥的情绪，但主人公开垦葡萄园，营造纯净和美好的“世外桃源”，守望一片自己赖以诗意地栖居的神圣的净土和生命的绿洲是完全合理的，对协调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同样具有深刻的思想启示。与其说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压倒了历史——社会理性，还不如说它们动人心弦地表现了现代文明必然向传统文明或协调或转换的社会理性和历史趋势。实际上，上述作品的精神价值取向也大体上体现了童先生所主张的表现“人文关怀要有历史的维度”的要求，但童先生却判定它们只表现了人文关怀，从而加以贬斥和否定。 至于《大厂》《年关》《大雪无乡》和《分享艰难》等作品，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历史——社会理性和人文情感的共同沦丧和双重失落，但不能认为这是作者们所认同所追求的。尽管他们多少流露出一种无奈，这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确实面临着积累资金的目的和常人所无法接受的攫取金钱的手段的矛盾，但毕竟通过表现由于经济起飞而又资金匮乏所引发的社会理性和人文情感的矛盾，创作主体期待和企盼着对这种窘境的摆脱和揖别，作品的客观效果呼唤着社会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健全和高扬。这怎么能说是“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双重缺失”呢？ 究竟怎样才能解决人的问题？怎样才能提高人的正义、尊严和价值？怎样才能进一步地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这必须通过历史转折和社会改革，实现社会——历史和人的现代化，改变旧环境，创造新生活。童先生在新的历史理性和旧的人文关怀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旧的人文关怀一面，强调“旧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说什么“现代工业文明会使人变成机器，而朴素的母亲般的田园和传统的良知、道义的绿洲则会使人生活得更像人。”他援用了前苏联作家的小说《告别马焦拉》所描写的不同的人们面对农村修水电站的这个现代化工程表现出判然不同的态度，说什么“年轻人站在历史理性一边”，“但是老年人却站在人文关怀一边”。这种表述同样是不准确的，讲历史时否定了人文因素，讲人文时又取消了人文因素，难道“站在历史理性”一边的年轻人没有人文选择吗？难道站在“人文关怀”一边的老年人没有历史选择吗？达丽亚大婶教训她的孙子安德烈说：你们的工业文明不如旧生活安定，机器不是为你们劳动，而是你们为机器劳动，你们跟在机器后面奔跑，你们图什么呢？在社会变革和历史转型时期，我们不能像达丽亚这个愚昧落后的农村老太太那样迷恋和痴情宗法制小生产的农业社会的那种传统的陈旧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厌烦工业文明，客观上阻滞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