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5420（1999）06—0043—06 随着本世纪的终结，人们不仅深切感受我国改革、开放20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且对文艺及文艺理论变革、发展中凸显的中国特色与现代性特质，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艺理论的新拓展，既包含对百年文化思想转型及文学根本性问题的重新审思与历史总结，更凝聚着新时期以来文艺探索和论争的理论升华。因此，完全可以把世纪之交文艺理论呈现的新特征，看成其面向新世纪的发展趋势。 一 面向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显现出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导向的多元化趋势。 新时期文艺的现代性嬗变，是从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起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所焕发的关注个人命运和民族前途的社会政治意识和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既加强了文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清除了“四人帮”推行的“瞒与骗”的文艺流毒；又激发了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并伴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进行超越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创新。终于在80年代，涌现了富有现代主义特征的“先锋文学”和蕴含民族传统文化因素的“寻根文学”的创作新潮。前者强化了文本自身的价值营造，淡化了文本与现实人生的深刻关系；后者凸现了文化意识，却往往模糊文化意识中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因此，当文艺面临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严肃文艺与通俗文艺逐步分化的新形势，文学迅速调整其发展格局，更展现多元化价值选择的冲突与交汇：“新写实”小说迥异于“先锋派”小说，却在表现现代人的生存困顿方面相交合；“新生代”创作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却缺乏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询；各种文化视角的新散文、新诗的创作，又常常与充满政治意识与民族精神的诗文交相辉映。 新时期20年间文学实践的复杂性引发了文艺理论探索的多元化，促进不同文艺观念之间形成既冲突又互补的发展格局。从而确证了文学活动作为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其对象性存在是一个整体、多维和动态展开的结构，包括人与世界、作家与作品、作品与读者多层面交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不同的文学观念或者从整体把握中体认文学的本质规律，或者从某一方面揭示文学本质规律的构成要素，既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又容易出现片面性。比如主体性文学观的提出，使人们看到作家主体在构成文学的对象性存在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文学即人学”的某种真谛；但若把作家主体这方面的作用无限膨胀，以致把文学的“根”只扎在主体性上，又必定走向谬误。况且主体性文学观所讲的“主体”，是一种脱离社会、历史实践的“精神主体”，它自身无法证明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主体性不能脱离反映论而孤立存在。同样，本体论文学观虽然重视文学自身的特性、形态，有助于人们对作品（文本）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中介地位的进一步掌握；然而，它把文学本体局限于文本或语言形式，从而割断了它与作家、读者乃至社会、历史的整体动态的关系，又必然使自身在封闭中走向自我消解。西方现代以来文本主义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演化过程，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此，人们从多元文学观念的各自价值与局限中，重新确证了反映论及其文学观仍是把握文学本性、整合多维文学结构系统无法否弃的基础或前提。但是，反映论文学观也无法穷尽文学的本性及其多方面的规律，文艺理论研究还必须在此基础上，以宏放的视界去吸纳多元化文学观念的合理因素，通过建设性的对话，求得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导向下的多元共存与发展。 事实上，不少研究者在确认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视角仍是认识文学本质规律的基本层面的同时，还强调它必须与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价值学、文化学、信息学等多种视角的沟通和融合。因为文学的社会本质与审美本质、文学规律的“他律”（外部）与“自律”（内部）的对立统一，是通过不同创作主体、不同文体特征和不同写作风格实现的。历史上那些富有永恒的社会审美价值的杰作名篇，其深邃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艺术魅力，总是经由多种多样的创作个性、文体创新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引起一代又一代读者共鸣而不断增值的。当年鲁迅先生在论及陶渊明诗文时，就注意到作家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的整体与多元的统一，指出陶渊明不仅写过“悠然见南山”一类的恬静、淡远的意境，还有如《咏荆轲》这样“金刚怒目”式的篇章。现代以来，那些有较高人文追求和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家，更是在广阔的时代生活和学术文化视界中寻求文学的现代性嬗变，因而往往突破了文学自身视界的局限。因此，文学理论研究不应画地为牢，而应顺应时代生活、社会群体审美需求和文学自身的变化发展，在众多研究视角和层面的对话、融合中寻求新的发展。特别在社会、文化转型的世纪之交，随着人们对20世纪文化思想转型和文学根本性问题的回溯与反思，以及对各种新兴文艺学科理论方法的吸纳，研究者们越来越不满足于既往的作家研究或文本分析的理路，转而寻求文学的多层次、多视角的综合研究。尤其是文化视角的彰显，更为文学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对话、沟通提供了可能，展现了新的面貌。例如以文化人类学、原型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文学的文化阐释，通过对“京派”、“海派”以及“乡土文学”等地域文学特征的透视，而引发富有独特文化意蕴的研究；以现代民俗学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民间知识分子话语为对象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历史批判和人文价值相融合为特征的新人文主义理论批评；以及在全球化催动下形成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研究（注：参见国内关于第14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报道。）、跨文化格局中的比较诗学研究等等，正以其多元视角与方法显示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活力。这类研究超越了单一的意识形态视界，突破了传统文论对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意义的发掘等既定模式或审美感悟式的一般解读，进而转向一种关涉现代人的生存、发展的文化“文本”的深入透视和思考。在研究方法上，它在文学个性的探幽烛微与文学的社会、审美的宏观审视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尤其在文学理论批评中架起了中西文论（诗学）在同一起点上进行对话的桥梁，因而跨文化格局中的比较文论研究，便不只是对某种普泛的诗学模式的引证，而是相互阐释、互为因果的对话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