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什么样的？这实际上问的是那时的人们（例如在2050年，或者2099年），是怎么看20世纪中国文学的？那时还把“五四”后的文学叫做“现代文学”吗？还把20世纪的中国文学划分为“近代”、“现代”、“当代”吗？那时人们笔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其面目与本世纪所编纂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会有多大不同？——这一切今天尚难回答。但可以肯定，如果历史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如果中国社会和科学不断进步；那么，21世纪的人会站得比我们更高，他们已经可以脱离现当代文学创造者的影响，对待历史会更超脱，因而他们笔下的现代文学史会更加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由于历史的局限，虽然半世纪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家们也很努力，毕竟至今我们尚未把“五四”后的文学历史、真实、完整地加以描述。 迄今所编的各种现代文学史，均可说是“革命史”。先是“文学革命史”。胡适的大量回顾、总结“五四”文学革命的文章，30年代赵家璧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各集中，由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郑伯奇、洪深等“五四”后第一批新文学家撰写的《导言》，构筑了“文学革命史”的基本框架。其影响至今不衰，坊间各版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五四”，对第一个10年的描述，基本上仍是依据上述第一批作家（他们也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提供的基本观点和资料，运用他们的框架和轮廓。出于历史的原因，先驱者们总是尽力宣扬革命的正义性、必然性，来不及对自己的行动，包括一些明显的错误，作客观的反思；猛烈地批判作为革命对象的旧文学，来不及对它们作细致的具体分析；急切地宣告革命的成功和胜利，为旧文学发布“气绝”的“讣告”，描述文化变革中新旧更替的“一刀两断”的模式；把所有批评者和有不同意见的人拒之门外，或把他们列入反对革命的不光彩的行列。这种种历史的局限性，通过他们的言论被引入了20世纪所编的各种《现代文学史》中，被延续至今。接着，现代文学史又演变而为“政治革命史”，这主要是1928年以后，进入第二、第三个10年后，随着新文学与政治斗争的结合愈见紧密，随着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观点的风行并成为文学研究的指针，此后的文学史便成了政治革命史的一部分、一个分支、一种反映。这种偏向近20年来已经逐步被认识，并且做了相当程度的纠偏。但对“五四”和第一个10年的描述，尚未见大的改变，尚待对“五四”文学革命作深刻的、科学的反思。因此，我认为当前对反思“五四”的各种意见，无论其来自何方，应先平心静气地听取，尽可能吸收这些意见中的合理性因素；而不要摆出坚决抵御、回击的姿态，采取顶回去的态度。为此，我曾作《历史的反思，直逼“五四”》（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作家出版社， 1997年3月出版。），我以为在对30 年代以后的文学有了初步反思之后，进而反思“五四”，反思第一个10年，把这一工作做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才有可能出现新的面貌。 由于现在已是1999年，上述的任务自然要留给21世纪了。 可以确信，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如果还用“现代文学”这个名称的话》，必定会有很大的改观。我们虽然赶不上参与这光荣的创新工作，但作为20世纪人，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在认真的不断反思中，也有所发觉，有所体察，有所醒悟。这一部分思想成果，对编纂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许有些参考的作用。 一、20世纪仍然是文学上的新旧交替时期，虽然古典文学时期已经结束，新文学已成主流。因为文化变革不像政治制度的变革，可以用“一刀两断”的模式，文化有很强的连续性、继承性，新文学只有在消化、吸收、包容了旧文学之后，才真正完成取代旧文学的使命。古典的旧形式在20世纪仍在流行，新文学尚未全部完成取代的使命。 先以旧体诗词为例，现在不少人为本世纪人创作的旧体诗词精品不能入史而打抱不平。如不久前有人列举毛泽东、胡乔木、聂绀弩、邓拓、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周作人、田汉、钱钟书、沈祖棻、荒芜、柳亚子、陈寅恪、吴宓、夏承焘、章士钊等的旧体诗词，认为“写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人，却没有人把这一‘化故为新’的文学现象写进文学史中，难道它们不算文学，不能入史？”（注：罗孚：《当代旧体诗和文学史》，《明报月刊》，1998年第9期。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旧体诗词能否入史，更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面目究竟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客观一点，就不难看到这样的事实，一方面是白话取代了文言，诞生了新的白话诗，并成为20世纪诗歌的主流。但另一方面，新生的白话诗艺术上尚较稚嫩，又切断了与传统诗词的艺术联系（虽然曾一度提倡新诗吸取民歌和古典诗词的艺术营养，但效果似不明显），因而至今不能说艺术上达到整体性的成熟。正如有位老诗人指出的，至今“我们还是不清楚中国新诗究竟向哪里走？究竟是什么样的形态？有什么汉语文化的特点，有什么不同于西方诗歌之处？”（注：郑敏：《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于是“五四”新诗奠基人郭沫若，到了抗战以后便几乎以写旧体诗词为主了，他的《战声集》、《蜩螗集》、《潮汐集》等收了大量的旧诗词。一个开路先锋竟这样放弃了当初自己的勇敢的创造，回归传统，这还不够发人深省吗？风传郭沫若自叹：“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人们常以此嘲讽郭氏，其实何尝不可视为白话新诗的概况！由于新诗艺术的不成熟性，延长了旧诗词的影响力。1976年北京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诗是传达群众心声的主要工具。据童怀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十几位教师的集体笔名）编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正续集，共收各类诗1115首，其中旧体的（含五言、 六言、 七言和词）计975首，而自由体新诗仅136首。我们可以不承认这975首为旧诗词， 因为几乎都用了半文半白的语言。但却是有力的证据，证明白话新诗的艺术影响力在广大群众中远不及有悠久传统的旧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