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或实际①的关系是当前教育科学中一个极敏感的问题。观今日教育领域，较普遍的认识是：教育理论空洞陈旧，严重脱离实践；较之于现实，教育理论特别显得无力和无用，反过来，人们将实践看成是生来正确而不可动摇的，在它与理论的关系上，一切差错与不和谐均出自理论。理论源于实践，理论附属于实践，理论应以实践为标尺来进行自我修剪，而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实践。所谓“理论是灰色的”。这样，实践几乎成了所有人行动的神圣准则，也成了理论工作者们求得理论突破的唯一希望所在。 然而恰恰在强调“理论脱离实践”的背后，我们隐隐看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内涵，尤其是一种变相的“轻理论”、“反理论”的倾向。 勿庸置疑，目前确实存在较严重的教育理论脱离教育实践的问题。但当我们以哲学的眼光审视当前的现实后，我们觉得理论脱离实践的程度并不比实践脱离或摆脱理论指导的程度更加严重，理论虽有陈旧空洞的一面，但当前的实践也决计推御不掉自身的责任；正是因为陷于轻视乃至反理论的包围中，教育理论才显得无力和无用。目前我们关注的焦点与其说应落在实践对理论的批判上，不如说应落在对实践自身以及对理论的双重反省上，希望与其说在理论对实践的靠拢上，不如说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靠拢上。 一、理论源泉的实践终极性与多样性 理论的源泉是实践，这是终极意义的论断。但仅仅停留在这一意义上就等于说人来源于古猿一样远远不够。理论来源于实践的终极性，决不排除理论源泉的多样性，不排除在一定维度上，理论还可来之于理论，来之于感悟，来之于思想体系。我们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三大理论来源吗？我们不是说赞科夫一般发展思想的基础是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吗？ 教育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恰如医学理论与医疗实践的关系。前者主要关注人的心理健康与心理发展，后者主要关注人的生理健康和生理发展。人们称医学为“科学”，称医疗实践为“临床”。治病救人需临床经验，故没有临床经验即便是优秀的医学毕业生，也不能独立地诊治病人。但临床经验虽然重要，医学的进步主要却不依赖于经验而取决于医学家们的科研工作（其中不少医学家很少参与临床实践，有人甚至不是称职的医生）。经验一般不会导致医学上的重大发现和重大突破。没有医学家的理论研究工作，医生只能肤浅地理解病因和治疗，医学的进步即便有，也是极为缓慢的。这种类比并非孤立。日本的电子产品傲视环宇，但日本在电子科学上的贡献并不大。日本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第一，但它没有贡献出第一流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家。 从教育领域来看，教育理论的源泉除了实践以外，还有其他来源。片面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只强调理论应来之于实践，而对理论本身重视不够，就会导致一方面出现轻视教育理论的自然主义苗头，另一方面会使相当部分理论研究自觉纠缠于经验总结层面而不能自拔，忽视其他理论科学的营养。研究已明确显示，教育科学知识的增长不仅来自实践与实验、经验的积累，有相当部分也来自理论。教育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的理论要素和理论概念，没有这些学科，恐怕现在还找不到独成体系的教育理论——尽管恒有教育实践②。恐怕也没有人会反对目前的教育理论大厦中，奠定着、结构着象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孟子、夸美纽斯、赫尔巴特、杜威、凯洛夫等大批教育家的思想之砖石。这就意味着，不是优秀的教师并不特别妨碍成为杰出的教育学家，不来自教学实践第一线并不特别妨碍对教育科学的贡献，我们至今怀念马克思、恩格斯、康德、爱因斯坦、韦伯、皮亚杰等一大批思想家对教育科学的重大贡献。象有人所称的，教育学家一定要是好的教师，一定要长期从事基层实践活动，那纯粹是狭隘的苛刻。事实上，谁能保证股票理论专家一定是股市上腰缠万贯的大亨？ 二、理论发展对实践的依赖性与自主性 也是在终极意义上，我们说理论发展具有实践依赖性：存在决定意识，实践决定理论。但存在与意识、实践与理论在哲学上是截然不同的两大范畴，意识与理论一旦产生，就有了相当的独立性自主性，有了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将遵循自身的内在逻辑发展演进，日益摆脱琐碎事务的制约、驾驭，成为一种自在目的。因而在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阶段，我们不时发现理论意识发挥着转折性、奠基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近代特定的资本主义时期，但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它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独自的不可估量的力量，它指导了占世界约一半人口的国家与地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实践，正是这种理论，改变了本世纪世界的平衡格局。恩格斯更指出：打开18世纪形而上学统治局面的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哲学家康德，是康德的星云假说。在中国，带来时代转折意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本质上首先是一种思想一种学说一个原理一个论断。不论是昔日“反右”的决策、“文革”的发起，还是今日市场经济的提出与推进，都首先根起于某种认识某种理论。正是理论，认识的突破，导致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 我们认为，教育理论的自主性首先表现在它不仅仅是教育实践的反映，而且也作为一种独立的革新力量作用于实践。在教育领域，重大突破主要或首先是理论性的。一方面，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决策，如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并重的教育原则以及高考制度的恢复等，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理论认识的获得。从教育的本质是纯上层建筑，到它也有经济与生产力因素，这一转变，首先也是理论的突破。另一方面，在不少问题上，教育理论不取决于实践。国内外重大教育决策往往来源于价值判断与理论认识而不是实践。比如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等等，本质上不是实践问题，而是理论问题，即加快到什么程度，加大力度到何种水平等，都应由理论来规划。无理论规划，实践就其个体发生看，也许是有意识的，但从相应大局看，便是盲目的了。甚至“加快教育的发展”、“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的策略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