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教育思想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专制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孙中山一生虽然没有写过专门的教育论著，但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他一贯重视教育，并在有关论著和讲演中，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阐述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问题，形成为深刻的教育思想，制导了民国时期的教育决策，揭开了民国教育史的新篇章。孙中山的教育思想，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学校者，文明进化之源泉”

      1897年，当孙中山在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和洋务运动的弊端时，已经尖锐地指出：“用输入物质文明的方法不能改良中国”，以为把整套机器输入中国，“中国人新生就会开始”，那是一种“荒唐”的设想①。孙中山认为：“世界的文明，要有知识才有进步”，“世界上文明的发达，是在近来二百多年，最快的是近来五六十年，以后人类的知识越发多，文明的进步便愈发快。”②事实上，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关键；而现代化的有知识的人，需要由现代化的学校教育从小加以培养。从这个意义上看，孙中山关于“立学校以育人才”③和“学校者，文明进化之源泉也”④的论断，特别值得人们深思。

      孙中山一生勤奋读书，好学不倦，主张“从学问着手，拿学问来救中国”⑤。在他看来，革命要成功，离不开学问，建设要成功，也离不开学问；“世界进化，随学问为转移”，“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所以，“学问为立国根本”⑥。鉴于学校是求学问、求知识的主要基地；“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⑦因此，孙中山一贯强调发展教育，兴学养才。他还深刻地指出：“学者，国之本也，若不从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育人才而培国脉。”⑧民国肇始，百业待举。孙中山于日理万机之中，以其高瞻远瞩，倡导教育为本，认为一个国家只要振兴教育，就能培养大量人才，有了大量人才，就能掌握国家民主富强的命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也一再告诫人们，教育者，人才所由出，国脉所由系。只有确立了教育──人才──国脉的发展机制，才能促进国家现代化大业沿着良性循环的轨道快速前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要振兴中华，就一定要振兴教育！

      世间一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最宝贵的。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把“人能尽其才”列为中国“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首位；而“人能尽其才”的基础，则在“教养有道”。他说：“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只有“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国家才能化贫为富，转弱为强。“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不谋也。”⑨基于上述认识，1912年2月，孙中山便在给教育部的命令中指出：“民国新造，凡有教育，应予提倡，乃足以启文明而速进化。”⑩3月，更将“普及义务教育”，列为中国同盟会的政纲(11)。

      二、批判封建教育，倡导教育改革

      孙中山认为，革命既是一种“非常之破坏”，又是一种“非常之建设”，“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12)按照这一基本思路，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十分重视从批判和破坏封建教育入手，倡导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建设。

      在分析封建教育和科举制的危害时，孙中山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以文为尚，“其弊也，乃至以能文为万能。多数才俊之士，废弃百艺，惟文是务”。这种“弃艺尚文”的传统教育，是“国势所以衰，而民事所以不进”的重要原因(13)。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善于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政治礼俗”、“天算地舆”、“格物化学”等各种有益的学问；不仅如此，更要注意探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这样，孙中山就在中国人面前展示了一个“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之学中”的广阔知识领域。(14)

      在孙中山看来，封建教育“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使人民陷于“穷苦愚昧”的境地(7)。他尖锐地指出：“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后，所谓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文字”，以“养成其盲从之性”(15)。由于封建教育“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因而“所智者无以称其职，而巧者易以饰其非”。为此，他提出要借鉴欧美国家教育成功的经验，按照培养目标，设置不同专业，做到学以致用，使文官“其途必由仕学院”，武官“其途必由武学堂”，“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达练者为监工，商情(*#0992)习者为商董”(16)。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社会培养出文官、武将、文学家、农艺师、工程师、企业家，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为振兴中华服务。

      目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下教育废弛的现象，孙中山深刻地指出：“远观历代，横览九州，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反此。”(18)中国欲转弱为强，反衰为盛，与西方各国并驾齐驱，自立于世界之林，“必俟学校振兴”。孙中山认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不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19)要能培养出建设国家的有用之才,并做到“人尽其才能”，必须变革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废除旧式私塾、书院，创办各类新式学校，做到“教养有道”。

      为了倡导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建设，孙中山从培养目标上比较了新旧两种教育的差别。他说，旧教育是为了培养效忠封建统治者，为虎作伥，骑在百姓头上的官老爷；民国新教育则是体现国民平等、人格独立，为国家造就建设人才。孙中山还精辟地指出：“共和政体，以教育为根基。”(20)后来在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讲演时又具体阐发说：培养人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是学师范者的任务。但“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怎么样可以管理国家。”(21)这番话揭示，新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是为共和政体打基础，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爱国者，培养成能够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的共和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