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国教育课程体系的改革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世民 (1956-),男,山东单县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硕士。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610068

原文出处: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近百年来,中国教育的发展与世界教育格局保持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中国教育的变革与现代化也必须充分借鉴外国教育的成功经验。因此,我们应当对外国教育课程体系实施必要的改革,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其中,我们主要关注外国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0 年 09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6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0)04-0066-06

      过去的100年,人类的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发展。当我们对中国教育进行回顾的时候,总忘不了使用“天翻地覆”、“成就斐然”等等令人鼓舞的话语,但当我们反思世界教育发展的历程时,却常常想起“危机”、“挑战”等字眼。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还普遍沉浸在由于教育的大发展而导致的“过份乐观”和“满怀信心”的气氛之中时,就有人提出了教育危机的警告。此后,“危机”成了西方发达国家讨论教育问题时的热门术语,但前苏联和中国是例外。就世界范围而言,不管是采纳“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的提法, 还是“知识经济”的提法,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即社会和经济格局正在或即将发生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根本变化。而由于自身的惰性,教育的变革与其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有一个明显的反差。“这是一场世界性危机,是有史以来出现的第一次这样的危机”[1](2页)。我们认为,在这场危机中,中国不能也没有幸免。在观念、体制、内容、方法等几乎每一个教育领域,我们没有一点高枕无忧的资本和理由。因此,我们必须在重建中国教育的高度上来认识和实施外国教育课程体系的改革。

      外国教育课程是高师教育系(学院)的专业课程,包括“外国教育史”、“比较教育”、“外国教育论著选读”、“外国当代教育”、“外国教育哲学流派”等课程。本文拟就其体系改革问题提出一孔之见,以就教于学界大方。

      一

      所谓“外国教育”,在主流上是指“西方教育”。所以,对待“外国教育”的态度实质上是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中国史学界对“西方中心论”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泱泱文明大国怎容另一个“中心”的存在!我们对这种心态表示充分的理解。同时,对中国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也是我们不能赞同的。然而,就世界文明的发展轨迹而言,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主流无疑是西方文明。对此,我们应当有一点必要的客观和大度。况且,中国文化和思维模式是否会象一些学者所憧憬的那样统领未来世界,也并非不可能。

      学习外国教育课程不仅仅是一种开放的姿态,也是使学生——未来的教师——理解、把握教育的一把钥匙。

      首先,外国教育课程系列是教育理论的主要源泉之一。我们知道,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基于人们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与教育的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基于人们对教育本身的认识。教育在其自身的长期发展中表现出许多现象、特征和规律,教育理论就是对其进行的总结和概括。外国教育课程向学生揭示了各国、各地区教育发展的过程。它不仅如实地反映了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为学生深刻认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价值和功能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还揭示了各国教育的演进和沿革,在教育目的、学校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形态,对强化学生对教育的内在特征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大有裨益。可见,通过这一课程系列的教学,学生对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会更加深刻、丰富和生动,可以有效地强化他们的教育科学修养,防止教育理论的空洞、教条与僵化。

      其次,我国今天的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的结果,也深受外国教育的影响。自近代以降,中国逐渐受到外国教育的影响。一些中国学者走出去,一些外国专家走进来。许多有关外国教育的著作出版发行,登堂入室。如:我们今天对儿童人格、意志和自主性的强调,与卢梭和杜威的主张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一般的教育目的向具体的教学目标转移,主要是布卢姆的思路;教育测量和教学评价的理论和技术也基本上是舶来品。在学校制度与管理方面,中国现代学校基本框架充分借鉴了外国模式。“6-3-3制”源于美国,后传到日本和中国;班级授课制成于夸美纽斯,后流行于全世界。在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原则、普及义务教育、终身教育等诸多方面,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例证。事实表明,外国教育的影响已经根植于中国教育之中。要对今天的中国教育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必须对外国教育及其发展历程有完整的把握,也必须对历史的精华与糟粕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从历史反思的角度看,欧洲国民教育制度产生于18世纪,中国近代教育框架形成于晚清;中国现在所流行的课程内容和方法正是杜威甚至斯宾塞所批判的对象;而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素质教育改革也与20世纪初欧洲新教育和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很接近……总之,我们应当承认落后。除了迎头赶上,我们别无选择。

      如果我们同意“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大致相同的轨迹”,我们也应当认可“人类教育发展具有大致相同的轨迹”,这正是我们开设外国教育课程,以求借鉴外国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制度的根本原因。正如康德尔所言,研究外国教育“意味着对本国的哲学进行批判性的探讨和挑战,从而更清楚地分析本国教育制度的背景及其基础”[2](16页)。深刻认识中国的教育,我们需要外国教育作为参照;改革中国的教育,我们也需要外国教育作为借鉴。这还可以从教育所主要涉及的两个方面——人性和文化得到证明。一个中国儿童和一个美国儿童在人性的基本方面没有多大差异,他们都需要关怀、爱和发展;都对善意有积极的应答,都对压抑产生本能的反抗……如果教育的核心是对人性的关照,我们就不应当给教育的人为差异以太大的空间。

      再次,如要说外国教育课程的一大功能是学习与借鉴,那么,了解当代外国教育的作用则在于扩展视野,跟踪动态,洞察教育改革与发展之先机。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世界教育发展的动力源已经明显地由过去的教育内部因素更多地转向外部因素。跟历史相比较,今天的教育与社会发展和全球问题保持着更大的正相关性。这种格局要求未来的教师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与思路,把握社会进步与教育发展的因果互动关系,切准未来教育的演进趋势。只有这样,他们对未来社会成员的教导与影响才具有先见性、深刻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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