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与素质：一些定义上的困难 如果说80年代是追求卓越教育（Excellence in Education ）的年代，那么，90年代就是寻求素质教育的年代，美国自1983年出版了一系列的“卓越报告书”以来（Task Force,1983），就引起西方社会对卓越教育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后，当“全素质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一词出现之后，“素质”一词也渐渐大行其道。 可是，不管是“卓越”还是“素质”，两个词都含义甚广。卓越和素质的定义，对不同时、地、 人来说都不尽相同， 正如狄玛和柯扑（Timar & Kirp,1988）所说：“卓越改革之所以复杂，是由于它并不是一套固定的政策，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情况而行之有效。”早在六十年代，加德纳（Gardner）就为卓越概念的复杂性下了注脚。 他说：“在知识领域上有很多种卓越。一种卓越的知识活动带来了新的理论，但另一种则发展了新的机器。一种想法认为卓越要在教学中表达出来，而另一种想法却认为研究才是卓越的最佳保证。一种想法认为卓越必须靠数据来支持，但另一种想法却以为卓越有如诗词般的意象……。某种卓越需要通过教育制度来达到，但另外一种则要在教育体系以外才能体现出来”。（Gardner,1961） 如果卓越难以定义，要为素质下定义就更加困难。随便涉猎一下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作者谈及素质或品质时，都是用素质或品质以外的东西来表达，如：品质控制、品质保证、素质管理、服务质素等等。由此可见，卓越对不同的时地人来说会有不同的意义，而素质在依附着不同的词汇时，它所指的东西，就相应地有所改变。斯图尔德和韦舒（Steward & walsh ）也特别指出这一点：“素质不可以从用途和使用者的经验分割开来。所以，一种服务对某一个使用者来说可以说是有质素的，但另外一个人的感觉可能完全相反，原因是他们两人的需要不同、要求不同、期望不同。因此，要提供有质素的服务往往要同时考虑到被服务者的背景如何，他们会如何对该项服务作出评估，以及他们在哪一种情况下接受该服务。”（Steward & Warsh,1990） 素质的定义 尽管困难，但是澄清概念还是必需的。素质的概念似乎跟传统功能主义的现代化概念有点分别，而且带点后现代的意味，追求卓越和追求素质都代表了对完美的追寻，但两者却有微妙的不同。卓越的概念一般联系着竞争、成就，以及经济的发展，这种概念取向在美国80年代的一系列的卓越报告书中十分明显，而素质则比较侧重用家庭和顾客所要求的标准、有关组织自我定义的远景（vision building）、 素质保证与管理的程序、以及自我完善的机制（Murgatroyd & Morgan, 1992,Kaufman & Zahn,1993）。“全素质管理”或素质保证的观念往往将“素质”变成达到“卓越”的工具，并不将它当作自身的目的。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素质，倾向于否定传统而外在的卓越观，而强调一个组织的自我个性，以及素质定义的弹性。这种特点，在香港1996年出版的《教育统筹委员会第七号报告书》（又名《优质学校教育》）中就表达得很清楚：“我们建议教育署应鼓励学校各展所长，发展优质教育，以保留学校的个性和特质，学校应根据本身需要，设立校本管理制度和制订课程，达到优质学校教育的目标……”（教育统筹委员会，1997，第3页）。 但是，当素质的定义偏向强调个性和自主的时候，素质的定义同时变得相对化。亚当斯（Adams）在总结素质的概念时， 也勾画了这些特点。他指出素质的定义包括了以下各点：素质的意义多样化；素质反映个人的价值观；素质是动态的，它的意义因时因地而改变；素质的意义囿于价值体系、文化和传统（Adams,1998,p.11）。 亚当斯所列举的素质的定义，可以说是上面的讨论的最佳总结。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素质定义的个性化、弹性化和相对化的同时，他也指出素质的意义系于价值体系、文化和传统。事实上，当我们留意一下东西方文化体系对素质的讨论时，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同的侧重点，上面的讨论，主要代表了西方近期有关素质的讨论。但是，东方社会对同一问题的讨论方法和重点，看来却很不一样。 有关素质讨论的一些东方观点 在东方社会，有关教育素质的讨论，某些方面与西方的讨论相似，但整体的基调和方向确有不同。台湾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在1995年颁布了两期咨议报告书，在《第一期咨议报告书》中，卓越与素质的概念明显地有所分别。报告书有一节提及“追求卓越的原则”，指出台湾教育的发展“在量的方面已有良好成就，但在质的方面仍难令人满意。今后的教育改革，应以教育品质的不断提升为主要考虑。”在论及提升教育品质改革的方向时，咨议报告书就列出五大方向，包括教育人本化、教育多元化、教育科技化和教育国际化。这些方向，尤其对人本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侧重，也反映了上述的个性化和弹性化的特点。但是，它们却同时表达了台湾教育改革者的教育理想。譬如，在谈到教育人本化的时候，报告书说：“教育是要栽培一个完整的人、使其能以充分实现自我为目的，而不应受制于职业市场、政治目标或其它意识形态等特定的需要。吾人应发挥人类内在的理性，借重科学与民主的方法，以及人文价值的观念，认真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能充分了解本土的环境历史及文化，并运用自己的智慧与潜能，为人类的福祉贡献心力，进而建立和谐、守法、富足的社会，创造和平、繁荣、洁净的世界。”（1995，第20页）很明显，一方面，它融合了素质个性化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它又表达了审议会的教育理想，而这些教育理想是跟他们对人、对社会的价值观紧紧扣在一起，也和他们对历史文化的重视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