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2359（2000）01—0101—04 孟子是著名的孔学继承者。在儒学发展史上一向是孔孟并称，所谓孔孟之道。孟子对孔子的哲学、政治伦理以及教育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关于孟子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过去尚少专论，本文旨在对此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一、教育功能 孔子和孟子在人的个性形成上都肯定教育的功能，但论点不完全相同。孔子认为人的天生素质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由于后天的学习不同而相差愈远。 孟子是根据他的性善论肯定教育的功能。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都是生来就有的。不过孟子认为这些道德品质最初只是一种萌芽或端倪。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引证《孟子》只注章名）他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告子上》）可见孟子所说的性善，并不是天生完成的仁德，而是形成仁德的先天素质，要想充分发挥天生素质，那就需要教育。孟子就是这样以他的性善论来肯定教育的功能。 孟子认为，教育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种活动，否则人就不能成为人，而与禽兽差不多了。他说：“人之为道也，饮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人的天生善性必须通过后天的教育才能形成并完善起来。孟子认为，教育可以超出禽兽范畴，提高人的价值，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孟子这个见解是很可贵的。 孟子和孔子同样认为教育对形成人的个性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孟子在说理上或论证上，比孔子显得更深化了。 二、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根据孔子的“庶、富、教”思想，对人民实施教育，是在人民生活富裕之后的事情。就是说，在人民经济有保障的条件下来进行教育。 孟子在教育与经济关系问题上谈得比孔子更详细、更深刻。他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生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下引证《论语》只注篇名）孔子把政与刑的作用和德与礼的作用加以比较，认为德礼对于治理国家是最有效的，因为政、刑只能使人民不犯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礼教来引导人民，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从内心归服。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是实施教育。孔子把政治和教育看成一回事，认为德政和教育实质相同。 孟子继承孔子这一思想，并进一步作了发挥。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也；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孟子的“善政与善教”之说，明确地区别了政治和教育的不同性质和作用。孟子还说过：“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这就把国家办学校的目的说得更具体了。孟子这样明确地提出学校教育的政治意义，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 三、从政人才的培养 孔孟在政治问题上都是主张德政或仁政的，所以都主张治理国家必须选贤任能。孔子强调“举贤才”。（《子路》）孟子提倡：“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公孙丑上》）因而他们都注意到从政人才的培养。 （一）重视政治操守的培养 所谓政治操守，就是端正从政的指导思想和态度。因为从政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而是为了行“道”，为了推行“仁政”。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学习修身的目的在于“安人”、“安百姓”，最终达到“普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理想政治。 孟子对于政治操守也是很重视的。他自己在这方面首先为他的学生作出了榜样。《孟子》上有一段记载：孟子辞去齐国的官职回乡，齐王对时子说：我想在临淄城中给孟子一幢房屋，用万钟之粟供养他的门徒，使我国的官吏和人民都有所效法。请你替我同孟子谈谈。时子又托陈子转告孟子。孟子说：时子哪里晓得这事情是做不得的。假如我是贪图财富，辞去十万的俸禄，却接受这一万钟的赐予，这难道是贪图财富吗？（见《公孙丑下》）又有一段记载：孟子离开了齐国，尹士对别人说：孟子如果不晓得齐王不能做汤、武，便是孟子的糊涂；既是晓得而又来齐国，那便是孟子贪求富贵。高子把这段话告诉孟子。孟子说：尹士哪能了解我呢？远地来和齐王相见，这是我的希望，意见不相融洽即走，难道也是我希望的吗？只是不得已罢了。齐王如果能改变态度，诚恳接受我的劝告，何止齐国的百姓得到太平，天下的百姓都可以得到太平。 孟子还特别提出“天爵”、“人爵”和“良贵”的命题。所谓：“天爵”是指道德信念，“人爵”指公卿大夫等官职。“良贵”指个人的仁德修养和良好的名誉。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又说：“欲贵者，人之所同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同上）总之是说，“人爵比不上‘天爵’”，高贵的官职比不上道德和名誉。而坚强的道德信念和名誉感，才是政治操守的可靠保证。孟子的“天爵”、“良贵”思想乃是中华民族道德和政治思想的珍贵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