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问题的文献是大量的和丰富的，研究领域所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但由于作者本人的知识水平和外文水平的局限，本文只是对能够收集到的一部分中文、英文和日文资料加以整理和归纳，相信尚有许多有价值的文献未能纳入进来。因此，本文只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概述，目的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以地域和专题两条线索加以综述和研究。 一、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概况 （一）美国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概况 美国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方面居世界领先水平。从60年代开始，美国对中国经济问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迅速展开有组织有系统的研究。1959年，在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A.艾克斯坦等人的推动下，福特基金会特拨专款，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下设了中国经济委员会，负责全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工作。第一任主席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担任。其他主要负责人有W.加林森、A.伯格森、A.艾克斯坦、刘大中、蒋硕杰。该委员会还吸收了大量美籍华人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参与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叶孔嘉、郑竹园、陈遒润、赵冈、吴元黎、侯继明、唐宗明、马逢华等。美国的大学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主要阵地。到60年代中期，各著名大学均开设了中国经济课程。密执安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等50多所高等学府相继设立了亚洲研究中心或中国研究中心。60年代中期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初步形成气候。进入80年代，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取得了飞快发展。他们运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经济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些成果奠定了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基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主要成果有：帕金斯的《中国的农业发展：1936～1968年》、赵冈的《中国建筑工业》、郑竹园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机械工业》和《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T.罗斯基的《中国向工业化的过渡》，帕金斯主编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当代经济》、德恩伯格主编的《中国的发展经验：比较透视》、刘大中与叶孔嘉合著的《中国大陆经济、 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 ～1959年》、吴元礼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钢铁工业》等。 美国对中国经济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大致分为实证、激进和保守三大流派。实证派居多数，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他们认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工农业产值增长率和资本积累等方面，达到了较高的国际水平。同时，中国还发展了为数不多却很主要的工业部门。对中国的经济体制的评价是：在改革之前，他们认为，传统的管理体制在动员大量劳动力、将资源集中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提高积累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这种体制在解决通货膨胀、就业和收入不平等等诸方面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对改革的评价是：改革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远远超过其他改革最成功的国家，而且实际上已接近东亚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改革使中国的生产率，特别是农业生产率有所提高。根据他们的测算，1976年以后的经济增长有一半来源于生产率的提高。激进派人数不多，他们对改革之前的经济持不加批评的肯定态度，认为中国共产党推动的集体化政策解放了生产力，大大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他们对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和建立的制度、组织表示赞赏。保守派对中国经济的评价一向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中国前15年的经济发展远低于中国官方宣布的数字。同时，增长主要来自高积累，是以抑制消费为代价的。1949年以后中国的生产率几乎没有提高。他们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那种体制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自194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变得无效和浪费。但他们又普遍承认1978年以后因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农业的巨大成就。 （二）日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概况 日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开始的。这个时期日本成立了现代中国学会，并于1951年5 月创刊《现代中国学会报》。1953年2月改名为《现代中国》。1953年6月，另一个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亚洲政治经济学会成立。该学会编辑了《中国政治经济综览》和《现代中国研究丛书》。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日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1960年，石川滋发表了《中国资本蓄积机构》一书对中国发表的统计数据提出了疑问。他还通过中国与印度的比较，论述了社会主义在摆脱经济落后过程中的重要性。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选择了比其他个社会主义国家更为稳妥的道路。1958年12月，日本成立了亚洲经济研究所（简称“亚研”），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刊行关于中国研究的各种系列丛书。1960年4 月设立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1970—75）、《新中国资料集成》全五卷（1963—71），《中国大跃进政策——资料及解说》全二卷（1973—74）等，成为日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主要参考资料。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日本学者大致有两种观点。一些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是由于一部分新干部重蹈旧官僚的覆辙，导致人民的不满。红卫兵破坏的是辛亥革命未能动摇的东西。他们还对文革中出现的老、中、青“三结合”和“两条腿走路”等路线给予高度评价。但大多数中国研究者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文革是毛刘为首的两个最高权权力集团的对立扩大到全党以致全国的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是在实践过程中因某些因素的作用，使最初的理念发生了质变的结果。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在方法和研究领域上发生很大变化。突出表现在实地调查研究的作品增多。1986年，石田浩考察了社会主义改造对中国农村内部结构的影响，在东北、华北、华南和华中等二十余处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农村变化之分析》（《现代中国》第61号，1987）等多篇论著。石田认为，解放前中国农村并不存在“村落共同体”，农民从属于封建的家族集团，即“生活共同体”，这种集团基本延续至今。此外与中国合作进行了小城镇研究，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小城镇研究》。中兼和津次在《旧满洲地方农业生产结构——中国地域研究初步》（《一桥论丛》第87卷5号，1982年）中提出，由于中国幅原辽阔， 将中国做为一个地域处理并不合理。将中国划分为若干地域，分别研究其解放前后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领域大为拓宽。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学者于1986年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再探讨》，指出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不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中国未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存在着“非现代化因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