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英国经济史家托尼(R.H.Tawney)不应该那么默默无闻地被湮没。翻翻我们的出版史，1928年商务印书馆就翻译出版过他的《近代工业社会的病理》，1930年神州国光社出过他的《社会主义之教育政策》。托尼还有一本《中国土地与劳工》，利用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两次考察中国教育的机会，实证地研究了中国的农地制度。蒋廷黻对这项工作倍加推崇，不过此书似乎一直没有译本。1949以后，托尼的工作索性完全从中国人的视野里消失了。张五常在研究中国租佃问题时，大力推荐卜凯(J.L.Buck，即著名作家赛珍珠的丈夫)的调查工作，倒也没忘记点评托尼，说“此公对农业一无所知，经济也是门外汉。”这就是托尼先前在中国的命运。 西方学界公认托尼最重要的著作是《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此书出版于1926年，是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批评与补充，甫一出版就受到学界重视，知名学者如奈特(Frank Knight)等都纷纷为之撰写书评，直至今日仍畅销不衰。与之构成对话关系的经典如特洛尔奇《基督教理论与现代》、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都已译介进来，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更是有多个译本，近几十年还引发出帕森斯“英译韦伯”和传统的“欧陆韦伯”(比如施鲁赫特对韦伯的阐释)之间的争论。直到托尼这本书的中译出现，汉语学界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地把握西方对“资本主义兴起”这个大问题的基本思路。 韦伯率先提出问题，试图勾勒出一幅图景，神圣的彼岸宗教精神以及它包含的道德原则，与世俗的或者说肉体的资本主义行动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加尔文教的兴起与资本主义萌芽的扩张，在时间上固然相互重叠，但逻辑上是否也有必然的关联呢？在经济史学家韦伯看来，这种联系是毋庸置疑的。 可托尼这本书恰与韦伯的想法构成强烈的冲突，从思考问题的方式到对基本事实的判断都存在差异。韦伯阐述的新教伦理坚持说，赚钱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享受。只有这种精神气质所表现的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而且劳动是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是一项天职，新教徒个人就应该服从于他的“天职”。不论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到底是什么，他都将对此有责任和义务。这种信念牢固地受到新教伦理支配，这才导致了企业家精神。在与韦伯同时期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和稍晚半辈的熊彼特看来，这种企业家精神主要就是创新的精神。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里专门对举了马歇尔与韦伯的社会观。他认识到，新教徒会不安于现状，他们具有确定不移且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行动的能力。这些人是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他们是社会扩展的基本动力。最终，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给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生活，他们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般。 托尼则反对韦伯把宗教与世俗生活完全联系起来的方法。实际上，他的这种反驳思路与特洛尔奇与韦伯之间的论争颇有相通之处。托尼与特洛尔奇都敏锐地意识到近代资本主义中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都从教会组织、清教活动对底层资本主义作用的有限性展开论述。托尼和韦伯一样有着一整套理解历史的方法论，而不是遵循任何简单教条。托尼说，“资本主义精神与历史一样久远，并非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是清教主义的结果。但是，在晚期清教主义的某些方面确实可以发现一种补充，激发起能量并且加强其已经颇具活力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精神兴起与宗教运动有关，但我们同样可以反过来说，市场的扩展和演化也推动了宗教改革运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不可简约。韦伯后期对此也有不少补充，可托尼仍然嫌他的理论过于僵硬。 托尼在这本书里所使用的叙述手段，就完全像是一个宗教史家。他的底气主要来自年轻时对十七世纪欧洲土地制度史的研究。他第一章写中世纪神学背景；第二章介绍路德和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第三章谈英国教会；第四章谈清教运动；第五章就是结论。全书显得非常单薄，也没有经济学家所偏好的强势证据。但只有仔细读，才能发现每一段都是贴着底层的不为人关注的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在谈。作为一个坚持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左翼经济学家，托尼却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宗教史家，这个手法都和特洛尔奇非常接近。其实托尼熟知近代经济思想演变的过程，但他这么做，只是因为更清楚地看到，“中世纪思想的重要性不在于产生价格和利息理论，而在于它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经济机器。” 中世纪的行会由教会而来，但并不见得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的交易模式。甚至还有些学者认为，行会的本质与现代大学更接近，而不是现代化的企业。现代化的企业是十九世纪末的产物，连马克思都没能完全看清它的形态，也不知道未来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运行规律。其实早期行会中处处渗透着“公平工资”和“公平物价”的思维模式，这是亚里士多德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经过希腊、拉丁教父整合的产物。贪婪有罪，高利贷将受到惩罚，行使这一切权力的正是与经济现实贴得最近的教会。教会反复宣讲，劝人放弃财富，其自身却示人以贪婪，它的垮台不可避免。 路德和加尔文顺势而动，一举颠覆了教会的霸权。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决不比传统教会更友好，他们不会信任任何转移目标或者削弱灵魂力量的手段。宗教的目的决不仅是拯救个人，而应该是荣耀上帝，在上帝面前没有教会这样的社会阶梯，也同样没有资本主义。至少路德和加尔文都是这么认为的。经济史家斯皮格尔就认为，法国人加尔文对利息和资本主义的态度象征着一个转折点。路德在原则上不允许利息存在，只在特殊情形下可以收取利息。而加尔文允许存在利息，但附加一些例外。就这样，关于高利贷的教条被削弱了，进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性也被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