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货币是宋史尤其是宋代经济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新时期对宋代商品经济的研究日趋深入，而货币恰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宋代货币的研究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993年，姚思陟先生发表了《近年来宋代货币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从货币的演变与发展、货币流通、货币管理、区域货币问题、铸币以及钱监和钱荒问题等方面作过梳理。此后十余年来(1994—2004年)，关于宋代货币研究的论文有200余篇，特别是几部相关研究专著和论文集的出版，如刘森著《宋金纸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车迎新等主编《宋代货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李埏与林文勋合著《宋金楮币史系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高聪明著《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文成著《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汪圣铎著《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汪圣铎编《两宋货币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等等，表明宋代货币的研究在不断地发展和延伸。本文拟对这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分成货币制度、货币流通、货币思想和货币形制四个部分加以介绍。 一、货币制度 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认为，宋代货币制度总的来说是由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还是小生产经营方式，这一特征决定了宋代货币仍然以单位价值较小的铜钱为主，因为它最适合于小商品交换的需要，但是由于小生产者与市场联系的普遍性，又使市场商品的交易量很大，在大宗商品交易和远距离贸易时，铜钱因为值小量重，又有很大的不便，所以白银和纸币便在商品交换中起到了弥补铜币不足的作用(14—16页)。汪圣铎《两宋货币史》则指出，宋代货币需求量之大，远远超过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较大程度上是由于宋代财政支出存在着一种膨胀刚性的推动所致(10页)。较为活跃的商品经济和宋廷面临的诸多财政困难，使得当政者对货币问题非常重视。姚兆余《论北宋时期的货币政策》(《河北学刊》1994年第5期)认为北宋时期的货币政策主要有：垄断货币发行，增加货币投放；加强货币管理，包括统一钱币规格、币材和重量，整饬货币，回收杂钱劣币，严禁私铸钱币和伪造纸币，厉行铜禁和钱禁等；调节货币流通，维护经济稳定。他的《北宋货币制度的基本特征》(《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归纳了北宋货币制度的基本特征为：货币铸造发行的垄断性，货币流通的地域性；铜钱流通的主导性和货币发行的二重性即经济发行与财政发行并存。俞兆鹏《宋神宗时期货币制度研究》(《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神宗时期的货币政策包括：禁用私钱，推行折二钱；扩大交子流通区域；大量发行度牒、官告、公据等有价证券；增强白银的货币职能；解除铜禁和开放铜钱出口等。这些变革相对稳定了货币流通秩序，防止了通货膨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仝鲁闽《北宋熙丰变法时期货币政策探微》(《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神宗时期货币政策的目标除财政及货币本身之外，还寓予了抑制聚敛的内质，而废铜禁、削钱法及以券代币等措施对缓解“钱荒”具有重要作用。 不同的钱币流通区，不利于各地的经济联系，其生成的过程和原因值得探究。叶世昌《北宋不同钱币流通区的形成》(《中国钱币》1999年第4期)指出北宋时期铁钱流通区和铜铁钱兼用区的出现，各有历史渊源并得到了宋代政府的改造。宋杰《中国货币发展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总结铁钱流通区形成原因，一是继承了历史的消极遗产，二是国势衰弱、财政困难，三是防止铜钱外流。在西北铜铁钱兼用区，铁钱的实际价值是大大低于它的名义价值的，但北宋熙丰时期西北铁钱却能长期保持与铜钱的一比一的比例。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将这种现象归之于政府的强大的信用支持。政府利用盐钞在入中时权衡铁钱，维持铁钱的名义价值，保持了铁钱与铜钱的等额流通。他将这种通过信用制度维护货币制度的措施称为“以钞权钱”(142—159页；352—355页)。 纸币的出现是宋代货币史上最耀眼的一页。包伟民《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认为，宋代纸币只是由于当时金属币材不足而出现的一种替代性货币，与真正意义上的由于信用关系发达产生的纸币尚有差距，因此也就解释了纸币从产生复归于消失这一曲折的历史过程。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则以其信用程度为标准，认为宋代纸币经历了兑换性纸币(笔者注：即替代性货币)和国家信用纸币两个不同的阶段(51页)。张文《宋代通货膨胀问题辨析——兼论宋代纸币的性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认为宋代纸币的性质是一个变动的概念。从起源看，它无疑是一种替代性货币；从其后的发展过程看，宋代纸币很快向信用货币转化；从纸币的后期演变看，它有重新向替代性货币回归的倾向。这是一种混合货币，即介于替代性货币与信用货币之间的一种非无限法偿的替代性货币。刘方健《东西方纸币产生条件的比较研究》(《中国钱币》1994年第4期)认为：西方纸币的产生根源于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发展状态是健康的，纸币在货币流通中的作用也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反观中国纸币的早产，并非当时社会的商品经济已发展到非发行纸币不可的程度，而是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要通过发行纸币作为榨取财富的工具。由于纸币履行了过多的政治职能，必然导致滥发滥用，随时可能夭折。 宋代纸币的种类有交子、钱引、会子等。贾大泉《交子的产生》(《四川金融》1994年增刊)认为，交子产生前已有的信用票据是其历史渊源，唐宋时期商品生产的发展是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四川地区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是促成交子产生的直接动力。他的《张
、薛田与交子——关于交子的产生时间、整顿和官交子务的建立》(《四川文物》1994年第5期)从分析交子产生的时间入手，认为《宋史·食货志》、《山堂考索》、《鼠璞》等文献有关张
发明交子的记载与事实完全不符，而薛田则是当之无愧的官交子的创制人。他的《交子界分的考察》(《四川金融》1996年第11期)还认为，私交子是不存在分界的，界是指交子的流通期和兑换期，交子的分界是从官交子才开始的，时间是两年一界。关于南宋东南会子的起源问题，李埏与林文勋《论南宋东南会子的起源》(《思想战线》1994年第1期)肯定了学界五种观点中的一种，认为它是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铜钱不便交换之矛盾的产物，它既不是来源于小钞现钱关子，也不是来源于行在交子以及官会子，而是直接来源于民间的便钱会子。东南会子行用后，贬值严重，为保证它的有效流通，宋廷创立了钱会中半制度。刘森《宋金纸币史》认为此法大约出现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七月，至乾遭九年(1173年)正月最终确立。钱会中半制度是铜钱缺乏，以纸币会子补充铜钱铸行量的产物，也是商品贸易发达产生出对易携带的纸币需求的一种曲折反映，更是纸币信用低下，无法与铜钱抗衡而须以政治手段维系的见证。钱牌是南宋初期局部地区使用过的一种货币，对其性质的分析，历来有军用币说、汇票说、大钱说、代币说几种观点，吴圣林《论南宋钱牌的货币性质》(《南方文物》1995年第2期)认为，南宋钱牌实际就是南宋地方政府发行的一种金属会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