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0)01-0018-(07) 林特茶法改革是虚估成为茶法最大弊端后的首次改革，是在朝野上下的呼声中应运而生的，却并未能根除虚估之弊，而且自身的不足也日益显现，朝中不断出现改革林特茶法之议，但林特茶法仍然得以延续，终真宗朝都无大的改动；并成为仁宗朝茶法的基本制度。目前对林特茶法的研究尚限于现象的描述，（注：[日]左伯富《宋代林特の茶法改革につぃて》《中国史研究第二辑》（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朱重圣：《北京茶叶的生产与经营》，台湾学生书局，1985：298-306。）犹其是未能提示其不彻底而能延续的原因、说明其实质及对以后茶法变动的影响。笔者认为，只有把林特茶法与真宗朝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把林特茶法改革置于北宋茶法演变的进程中，才能透彻地分析和说明林特茶法的原因、特征和影响。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林特茶法作一新的探讨。 一、林特茶法改革的原因 一般研究者认为茶叶虚估是雍熙入中以来的积弊。实际上北宋初期茶法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茶叶停积难售的问题，至道二年（996年）杨允恭改革江淮盐法、咸平年间西北二边战事并发以后虚估问题才日益严重。这个问题笔者已在《论北宋初期的茶法》（载于《夏门大学学报》1999.1）中论述过。可以说林特茶法改革是为解决虚估问题的第一次改革。改革的直接原因就是茶叶的虚估之弊。 宋真宗即位不久宋夏、宋辽战争相继爆发，边费支出骤长，沿边折中对茶叶的需求也大增。政府因入中军需的急迫，不得不以高额加饶虚估招诱商人。江淮禁盐以前，即至道以前“边境市估之外别加抬为入中，价无定……如粟价当得七百五十钱者，交引给以千钱，又倍以为二千”。（注：《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辛亥、清光绪七年辛巳浙江书局刻本，以下同。）虚估只是两倍多。江淮盐禁，即至道以后，达到“入直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者即给茶直百千”。（注：《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食货三○之四、之四、之五、之三、之五1936年北平图影印本，以下同。）更有“国家募人入粟，偿以十倍之直。”（注：《长编》卷五十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虚实价之比从5:1至10:1。至道以后茶叶的虚估为7:1左右是一般情况。丁谓任三司使时“尝计其得失，以为边籴才得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注：《长编》卷一百天圣元年正月壬午。） 茶利流失到商人之手，政府损失巨大，这是虚估带来的最大弊病；其次造成茶引过剩，使“沿江榷货务交引坌至，茶不充给，计岁入新茶一二年不能偿其数”。（注：《宋会要》食货三六之八、九、九、一一、一四。）入中商人不能兑取现茶；再次，使茶叶相对价格下降：咸平六年（1003年）时镇戎军每斗米价714文，茶一大斤（合四市斤）止易米一斗五升五合（计1107文）。茶价差异较大，如以端拱二年（989年）张洎所说官卖价每斤960文，则一大斤茶值3840文，而且镇戎军米价已是虚估，内地米价只有每斗三十文左右。针对于此，梁鼎说：“倘不釐革，必恐三二年后茶盐愈贱，边食愈亏。”（注：《长编》卷五十四咸平六年正月壬寅。）官商都受其害。“于是缙绅之列伏閤以论奏，草菜之士抗章以上言”，要求改革旧茶法，重定“经久之规”、“酌中之法”。（注：《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食货三○之四、之四、之五、之三、之五1936年北平图影印本，以下同。）改法已成必然。 咸平六年宋夏交好，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结盟，为改法创造了契机。此时“和好罢兵，边储稍缓，物价差减”。（注：《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辛亥、清光绪七年辛巳浙江书局刻本，以下同。）于是“言事者多云榷法非便，遂命林特等议更其法”。（注：《宋会要》食货三六之八、九、九、一一、一四。）着手改革茶法。 但这次改法从一开始就被丁谓集团利用，成为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丁谓是真宗朝的权臣，历任三司使、同中书门下平章，封晋国公。景德初与参知政事王钦若、直史馆陈彭年、宫苑使刘承珪、盐铁副使林特军结成群党，横行朝中。五人皆以奸邪险伪著称，时人谓之“五鬼”。崇仪副使李溥也是这个集团的干将，成为新茶法的主要执行者。丁谓等人迎合宋真宗在澶洲之盟后惊魂甫定，既不敢轻言战事又想掩盖城下之盟侮名的心理，极力粉饰太平，怂恿真宗举行东封西祀。“真宗封泰山、祀汾阳，而天下争言符端，皆钦若与丁谓倡之。”(11)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东封泰山，后又西祀汾阴、南谒太清宫，并修玉清昭应宫，频繁祭拜上帝。宋真宗并未达到国泰民安、四夷怀服的标准，因而他的封禅也与汉唐历次封禅不同，显得尤为神秘、繁缛，持续时间长、耗费巨大。不仅弄得“一国君臣如病狂然”，（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天书封祀》“陈邦詹按语”。）而且费用高居不下。 丁谓等人为真宗策划这些活动，首先必须有丰富的物质准备，特别是要聚财于京师。以澶渊之盟后王钦若等人就开始敛财筹备。林特、李溥就是两员聚财干将。“丁谓以符瑞土木迎帝意，而以（林）特有心计，使干财利佐之。然特亦天性邪险，善附会，故谓终善特。”（注：《宋史》卷二百八十三《林特传》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以下同）。）而“（李）溥辈虽无学，至于金谷利害必能究知本末者”。他“久专利权，内倚丁谓，所言辄听”，“与丁谓相表里”。李溥与林特是姻亲，溥曾“私役兵为姻家林特起第”。（注：《宋史》卷二百九十五《李溥传》第9940页。）景德二年真宗命林特、李溥、刘承珪主持改法。他们“悉索旧条制详定，特呼豪商问讯，别为新法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辛亥、清光绪七年辛巳浙江书局刻本，以下同。）新法主持者之一，也是“五鬼”之一刘承珪在西祀汾阴时任发运使，李溥在东封西祀中都任行在三司使，负责供给所需，正说明其改法的目的。在这个集团把持下，新茶法不仅弊端很多，而且对其再次改革阻力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