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24;K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0583-0214(2000)01-037-08 北宋对外交往活动中，与西夏王朝维持着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就经济关系而言，主要有三种形式：官方的贡赐贸易，沿边的和市，以及走私买卖等。在官方的贡赐交往中，其使节之频繁，贸易额之巨大，影响之深远，都曾引起史学工作者的重视。这种交往是在两国之间进行的，但同时主要在宋都开封与夏都兴庆之间架起一道闪光的桥梁。从两个城市之间的联系来看，既具有开创性，又具有高潮性，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使夏文化得以长足进步，大放光彩，而同时使宋文化广为传播，展示其博大的胸怀及应有地位。回顾历史，瞻望未来，有助于让两个城市互相借鉴有益的经验，再创辉煌。 一 宋使在夏国及兴庆的主要活动 在宋夏交往中，从开封派出的宋使，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有四十余次，这不包括以边帅名义派出的人员。从使节名目上看，除押送“岁赐”不计外，主要有持节册封使（或曰册礼使）、旌节官告使、加恩官告使、起复官告使、押赐冬服使、赐生辰礼物使、致祭使（祭奠使）、吊赠使（吊慰使）、诏（招）谕使、议和使、赐皇帝及太后遗留使等等，名堂可谓繁多。 从宋使的活动上看，主要是政治性的居多，同时也有用“赐”的形式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二者兼行，加强了双边关系，下边略举数例： (1)册封。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遣张崇贵、赵湘为旌节官告使，任夏主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兼侍中，封为西平王，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给俸如内地”。公元1044年（宋庆历四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仁宗册封元昊为夏国主，以张子奭、张士元为册礼使，赐对衣、黄金带、银鞍勒马、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三万斤，以及“夏国主印”等（注：《宋史》卷485，《夏国上》。）。1087年（宋元祐二年、夏天仪治平元年），宋哲宗遣刘奉世、崔象先为册礼使，册封谅祚为夏国主，哲宗与皇太后降诏，特依庆历八年例，赐银绢各三万（匹、两），钱三万贯（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本书以下简称《长编》）卷394，元祐二年正月乙丑。）。以上仅举数例，大凡夏主即位，都求得宋的册封。这种册封本属政治性的活动，但其间的经济意义不可低估，银、绢、茶的数量如此巨大，这是夏国所迫切需要的物品。史载：“册封之使入境，金钱币帛相属于道，边人父老观者太息……”（注：戴锡章：《西夏纪》卷19，元祐三年底记事。）从每次赐物数量上看，仅次于“岁赐”，而高于其他诸使的贸易活动。 (2)恩赐官告。每加恩官告，则赐袭衣五、金荔支带、金花银匣副之，银沙锣、盆、合千两，锦彩千匹，金涂银鞍勒马一匹，副以缨。（注：《宋史》卷485，《夏国上》。）宋每遇吉庆大礼，与百官加恩升级，夏主照例受赐。 (3)祭奠、吊慰。每遇夏国主卒，夏遣使告哀后，宋照例遣使祭奠与吊慰。如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夏主德明卒，宋遣孙祖德、冯仁俊为祭奠使，赐赙布三百匹、绢七百匹及醖米羊面等物，葬时“赐物称是”（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1，明道元年十月记事。）。另外，宋皇太后也赐一份厚礼。再加1048年（宋庆历八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元昊卒，宋遣曹颖叔为祭奠使、邓保信为吊慰使，赐绢一千匹、布五百匹，羊百口、米面各百石、酒百瓶。及葬，又赐绢一千五百匹，“余如初赙之数”（注：《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二月丁丑。）。大体上说，夏国主丧，宋或单遣祭奠使，或祭奠与吊慰二使同往，都按一定规格赐予物品。 (4)赐遗留。宋制规定，皇帝及皇太后亡故，都向百官赐其遗留之物，夏国主照例获取一份。如1085年（宋元丰八年，夏大安十一年）宋神宗卒。哲宗遣使押赐遗留夏国主银器一千五百两，绢一千五百匹。（注：《长编》卷357，元丰八年六月戊子。）有些赐遗留没有载明具体数目，此暂从略，不过，所赐银绢之数不会相差很远，这是可以肯定的。 (5)“岁赐”。宋夏于庆万四年订立和约之时，双方商定，宋每年给夏银、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这其中包括下列几项： “岁赐”，每年为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 “贺圣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 “贺正旦”，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 “赐仲冬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 “赐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衣著一千匹，杂帛二千匹。（注：此据《长编》卷152，庆历四年十月己丑。）这几项之中，我们从“赐仲冬时服”、“生日礼物”中，常见宋方有遣使的记载。如1072年（宋熙宁五年，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宋神宗以田諲为押赐夏国生日礼物使。1086年（宋元祐元年，夏天安礼定元年）宋哲宗以张懋押赐夏国主生日礼物，以安愈押赐仲冬时服。这两种使带去的物品都是定数，一般只到夏国的宥州交割，例于每年农历九月十一日以后出境，故史载每次出使时不再标明所带物品了。而贺圣节、贺正旦的回赐之物，未见宋方遣使，大概是夏使来时带回罢了。那项最重要的“岁赐”，例于农历九月二十五日以后过界，按一般贯例，理应有使官押赐，但史载中都省略了。因此之故，把这项“岁赐”亦列入宋夏贡赐关系之中，是完全应当的，只不过是夏得到的是经济实惠，宋得到的政治满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