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隋唐帝国以蜀道为轴线，联系关陇地区和巴蜀地区，形成以汉中盆地为枢纽的立国基地。“唐都长安，每有盗寇，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长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土处其阃间，辟如室之有奥，风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盖自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矣”①。北宋定都开封，蜀道的政治地位下降，经济地位上升。而且蜀道成为宋朝的边防前线。“若弃兰州，则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则西蕃之马无由复至，而夏戎必为蜀道之梗”②。宋朝人普遍认为“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脊”（《宋史·汪若海传》）。所以，北宋王朝非常重视蜀道的建设，促进蜀道经济带的发展，保证王朝的安全。 一 北宋由国都开封经洛阳、长安以达汉中、成都的大驿路是经大散关、凤州、两当、兴州（陕西略阳）、三泉（陕西宁强）至利州（四川广元）。唐末五代时期，南北争战，“三川兵革，虎豹昼行，任土贡输，梗于前迈，西川秦章，多取巫峡”（《北梦琐言·逸文》）。蜀道屡遭战火，虎盗出没，交通几乎中断。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不久，为了发兵进攻后蜀，首先修复蜀道。乾德二年(964)，“先锋都指挥使、凤州团练使张晖，督兵开大散关路，躬抚士卒，且役且战，人忘其劳，至青泥岭病卒”③。蜀道修通后，宋军势如破竹，很快攻破天险剑门关，后蜀孟昶投降。全国统一后，北宋政府更加注重蜀道的经济交通作用。把商旅的行路方便和川茶等大宗商品的运输便捷等方面，视为整修道路、取舍新旧驿道的首要条件（参《宋会要·方域》）；宋代蜀道沿线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已深知发展交通，兴修道路，是招商引资，繁荣地方经济的主要条件，纷纷秦请修建蜀道，甚至在蜀道干线上乱开支线，为此，北宋政府建立了严格的蜀道修筑报批制度（参《宋会要·方域》）北宋政府在蜀道沿线建立“递铺”，并重视完善递铺的交通设施和改善递铺兵士的生活。天禧元年(1017)七月，“遣使市小车给凤翔府至绵州递铺，仍为增葺补屋，以道险且远故也”④。至和元年(1054)七月，“诏陕西转运司，自永兴军至益州，递铺军士方冬苦寒，挽运兵器不息，其各锡缗线有差”⑤。 正由于北宋政府重视蜀道及其沿线的经济建设，蜀道沿线很快出现了经济繁荣、商贸发达的喜人景象。“岁贡纲运，使命商旅，昼夜相继，庐舍骈接，犬豕纵横，虎豹群盗，悉皆屏迹”⑥。即使在险峻难行的青涨岭上，也有“客邸酒垆”（《白水路记》）。在蜀道经过的一般山区，更是“道店稠密，行旅易得饮食”⑦。蜀道交通的发达，促进了蜀道经济的繁荣。 北宋成都府路的成都平原，利州路的汉中盆地和秦凤路、永兴军路的关中平原，是西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畅通的蜀道将它们连接起来，形成了经济上联系密切，优势互补的蜀道经济带。 宋代的川峡地区，“地挟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宋史·食货志》）。成都平原更是“蜀地膏腴，亩千金，无闲田以葬”（《宋史·王赎传》）的繁华局面。“惟剑南西川，原野衍沃，氓庶丰夥，金缯泞絮，天洒地发，装馈日报，舟浮辇走，以给中府，以赡诸塞，号居大农所调之半，县官倚之，因以为宝薮珍藏云”⑧。是蜀道经济带上最繁荣的地区。 汉中盆地是蜀道的总枢纽和中继站，这里也是“厥田沃衍，其俗富庶”⑨，“川陆宽平，鱼稻丰美”⑩的鱼米之乡。“平陆廷袤，凡数百里、壤土衍沃，堰埭棋布，桑麻粳稻之富，引望不及”(11)。是与成都平原、关中平原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其繁荣程度仅次于成都平原。 关中平原虽失去了汉唐时期经济中心的地位，但仍不失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基地。“秦地披山带河，持戟百万，陆海之富，甲于四方”(12)。“今自陕以西，关中之地，沃野千里，古之所谓天府也，丰岁粒米狼戾，有司窘于钱帛无以广籴”(13)。西北沿边地区也是“人户庄园物业繁富”，以致“陕西路并边丰稔”，“民户不能蓄积，以待商贾”(14)。此时关陇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较明代为好。 上述三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汉中盆地虽然狭小，但地处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之间，特别是此地在北宋时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超过唐代，从而能够在经济上勾通南北，促进了蜀道经济带的繁荣兴旺。 北宋时期，陕西在粮饷上支援京师等地区的同时，也曾援助过四川。淳化五年(994)，四川旱灾，适逢王小波、李顺起义，官军入川镇压，军粮即由陕西所出，“时关中率民负粮以饷川师，道路不绝”(15)。宋神宗时，解盐通商，“陕西诸州客旅，无问老少，往来道路，交错如织，担负盐货”(16)，进入汉中和川蜀地区。但关陇地区是边防重地，军队“四五十万之人，坐而仰食”(17)。四川对关陇地区的支援更大，是关陇等地粮饷和其它物资的主要供给地。四川钱帛就是经蜀道转运到陕西和京师的。宋太宗至道三年(997)七月，臣僚上疏说：“关辅既有变生，则四川上供钱帛恐未能上供”(18)。天禧元年三月，陕西转运使段惟几说：“所部岁给诸军衣绢二百万，皆自川峡辇输而至”(19)。仁宗朝，“自西边用兵，军需
绢多出益、利、梓三路，岁增扎输之数，兵罢，其费乃减”（《宋史·食货志》）。自神宗朝开始，四川与陕西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密切。熙宁三年二月，“诏移巴蜀羡财，市布帛储于陕西，以备边，省蜀人输送及中都漕輓之费”（《宋史·食货志》）。同年九月，“诏三司，除在京合支用金帛外，应两川四路上供金帛及四路卖度僧牒钱所变转物，并截留陕西转运司，令相度于永兴或凤翔府（封）桩以备边费”(20)。由此可见，蜀道经济带内部的经济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这是整个经济带能共同走向繁荣的内在经济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