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先以商品资本，后以货币资本大肆入侵，使传统中国一步步发生变化，而“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①则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实行掠夺的一种重要方式。 从1845年第一家外国银行——丽如银行在中国设立到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半个多世纪中，在中国，作为从事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储蓄等业务，充当信用中介的银行一直由外国人经营。他们通过对华投资，借款给中国政府，逐步控制中国金融市场，从而操纵中国社会经济。而盛宣怀所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作为中国第一家具有近代意义的金融机构，它的成立无疑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其独特的作用。 （一）观念改变——对银行重要性的认识。 在银行出现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曾出现了类似于银行的金融机构——钱庄。在鸦片战争后，钱庄性质“也随之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迁”②，其在经济中的作用也渐为人知。而对现代金融机构——银行作用的认识，即使是最先进的中国人也有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 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曾对英国银行制度有所介绍，流露出相当的向往③。事实上，在近代中国110年历史上，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开设的数十家银行中，势力最大的就是英国的汇丰银行。 最早提出在中国设立银行的，则是长期流寓香港的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他在其发展资本主义纲领的《资政新篇》中，首次提出“兴银行”的主张，④但这种近代化的主张，随着太平天国政权的覆亡而湮没。 中国最早的赴美留学生容闳从美国回来后，曾和洪仁玕在南京有过接触，并向洪仁玕提出七条建议，其中第五条即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⑤，他们对近代银行的认识与他们在香港和美国的人生经历显然是密不可分的。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入侵，商品交换和商业经营范围的扩大，对资金的需求，对信用的利用远胜于前。尤其洋务派在创办洋务企业过程中更是看到“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⑥，并且希望中国“亟宜仿办”。而轮船招商局的唐廷枢，在1876年就向被称作“丁鬼奴”的丁日昌提出”由中国纠集股份设一大银行，并在国外伦敦、日本设立分支机构，为发展海外贸易和远洋航运服务”⑦。 1877年，还有人建议在天津设立银行，“由招商局人司理其事”。⑧1882年，又有人倡议在上海“仿照西法开一大银行”，“广邦商人富裕者可纠以入股”⑨，这些创设银行的建议大多是国人感于外国银行在中国经济中的巨大作用而发出的。其地域范围从华南广州到华北天津，都是有外国资本入侵的城市，其共同点均是通过招商方式，组建股份制银行。 而李鸿章的观念则较国人更为开放。他在1885年提出创设中外合资银行，并请英国怡和洋行的英国银行家经办。他的理由是“若由户部及外省委员开设，恐信从者少，资本尤缺，须纠合中外众商之力，着实办理”，这样“可期经久”⑩。应该说李鸿章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是深刻的，事实上他的这个创立中外合资股份制银行被以“阳借代为谋得之名，阴为包揽并吞之计，居心叵测，祸国害民”(11)的顽固派所抨击，此建议仍是以流产告终。 而马建忠在1886年更主张向美国旗昌银行贷款40万两，并由招商局和台湾名绅林维源共10万两，创立一个以开发台湾为目的、专向资金放贷的股份制合资银行。 这类设立中外合资股份制银行曾在一个名叫米建威的美国商人手下推向差点实施阶段。1887年，米建威来华，议设American Chinese Bank,并与李鸿章协商取得共识，总行设立在天津、上海、美国费城，英国伦敦设立分行，总资本一千万，由中美平均分担，各占50%股份。董事长由美国银行家专任，职员各一半，这样一个中美合资股份制银行，结果又内有顽固派弹劾李鸿章，外有英、德、法诸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而流产。 银行“这个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12)、“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13)对于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郑观应在1893出版的《盛世危言》中曾给于专论，他列举出办银行利国利民的十大作用，全面概述和总结了近代银行特点、功用与社会意义。他从长期办洋务的体验中认识到“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14)对于“盛衰隐关国本”的银行，“为公之计，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业而维持市面也。”(15)这种对银行作用的系统认识，是国人对近代银行认识观念的一大升华，也是郑观应“富强救国”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时代呼唤——中国通商银行应运而生。 对近代银行的认识，在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中，先进中国人经历一个曲折的认识，尽管曾有不少创立银行的建议和计划，但这些还只停留在口头和纸面上，只是到了甲午战争后，在盛宣怀一手操办下终于“千呼万唤”始成立。 中国通商银行之所以成立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实与当时的种种因素有关。 首先，以商品输出为主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十九世纪后半期，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对中国掠夺加剧，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康，粱在全国掀起以挽救民族危亡的维新运动。《马关条约》签定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要其“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16)其中尤以“变法”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在一系列改革条文中，银行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