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改革开放大潮激荡着的中华大地，现实的需要，迫使我们必须要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加速我们的建设，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优良传统和文化遗产在内。但是，在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对于历史遗产多持否定态度，不是说它们是封建的，就是说它们是专制主义的，都属于历史糟粕，没有什么真正好的东西可以继承。持这种观点的人所使用的方法：一是先定性后分析，把一种既定的概念先入为主地加在某些事物身上，然后再找一些事例去进行证明，例如：说中国古代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制度是君主专制，所以凡是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像政治学说、改革主张，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都是为压迫和剥削人民的，这是由于它的社会本质所决定，故而无进步性可言；二是用结果去说明原因。说中国虽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有各种关于政治改革的理论和学说，有些学说虽然对君主专制进行过抨击，主张要爱护人民和施行仁政，但历史的现实仍然是专制主义，所以这些理论实际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补充和精神支柱，起了麻痹人民的作用。根据他们这种理论和观点，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好的传统和文化遗产，都被“封建”、“专制”这个概念给否定了。虽然在口头上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我们应该予以总结和继承。但实际上则是一次接一次地批判和鞭挞，总认为“流毒”没有肃清。直到“文化大革命”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林批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把现代社会政治斗争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和丑恶现象，也要归罪于古代社会和几千年以前的古人，真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熹语）！好象今天以前的中国全是黑暗一片，人们都是点着灯生活。最近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又有一些人把挞罚的鞭子挥向传统，认为中国的现状之所以落后与贫穷，也是由于传统的罪过。好象我们始终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切罪责都是由于父母养育不好。事实上，这种理论性的批判，只是一种空泛的观念对观念的精神战，并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像中国古代之所以长期是封建制度，这是由当时生产力的水平、生产关系等各种客观条件所造成，绝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传统儒家思想决定的。相反，意识形态不但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派生物，而且还有某种超前的性质，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先进的思想家来批评这个社会的某些不合理性。推动这个社会向前进步。 现在让我们摆脱那些空泛观念上的争议，从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吧！迄今为止，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有一部分人居于领导、管理或者说是统治者的地位，另一部分人大多数则处于被领导或被管理的地位，原始社会有部落酋长，奴隶、封建社会有君主，现代资本主义有总统，我们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有人民公仆，人民公仆也是受人民之托来管理这个社会的。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管理者的社会根本是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讲，古代一切有关治理社会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对我们都有参考和借鉴意义。把社会机械地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并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凡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人本质都是坏的，他们的一切主张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压迫剥削人民，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值得吸取，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从我国的历史实际来看，古代的中国，无论是殷周的奴隶社会和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都是君主制度，但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秦汉与战国不同，南北朝、隋唐与宋元明清也有所不同，有变化有发展。正是这种变化与发展造成了国家的几度强大、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人口的增长，等等，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灿烂文化，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有这些成就，一方面是广大劳动人民辛勤的劳动，一方面也是当时的统治者中有一些志士仁人忧国忧民包括一些明君、贤相善于经营和治理的结果。人民群众为了衣食生存，在任何时候都要从事辛勤的劳动，至于这些劳动是否能够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要依赖于当时的管理者或者说统治者能否把人民组织好，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民安居乐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国家、民族能否繁荣富强，关键在于管理这个社会的统治者的才能与品德。所以严格说来，历史是由劳动人民与统治者共同创造的。仅仅用“本质”一词岂能否定得了！ 中国不但历史悠久，王朝更迭频繁，而且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在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方面，的确积累了很多经验。凡是后起的一个王朝能够总结前一个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者，就会昌盛，反之则很短促。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三次大的政治经验教训的总结，第一次是周初及其以后对殷纣灭亡的总结，第二次是秦汉以后对秦亡的总结，第三次是唐初对隋灭亡的总结，这三次大的总结使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与思想有很大的发展。每一次总结之后，都出现了国家的强大与社会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诸如人民起义、群雄割据、改朝换代这些兴亡盛衰，是一笔内容极为丰富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吸取被历史经验证明那些有意义的东西，以丰富我们的思想认识，少犯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古今时代虽不相同，但有些道理是相通的，可以为我们今天所借鉴，有些甚至于可以直接吸取和运用，因为它符合我们的国情。 一、关于德治与法治问题 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特别强调当政者的道德修养，认为一个国家的当政者必须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凡事要以身作则，其言行堪作社会的楷模，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一方面因为法律和制度是由人来制定的，一个好的法律制度，能否得到认真的贯彻，关键在于人，尤其在于那些最高的执法者和当权者。中国古代有些王朝开始都制定有较好的法律和制度，造成了国家的兴旺和发达，但后来由于当政者的腐败与堕落，暴虐无道，这些好的法律制度被破坏了，有些已不能适应当时的情况，当改而不改，导致了这个王朝的灭亡。所以一个当政者的有无道德，或者道德品质的好坏，小而影响这个王朝的兴衰，大而影响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另一方面，一个社会制度除了有一定的法律制度而外，还需要人们的道德观念来维系，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是相辅相成而不可互相代替的，一个社会不可能只有法律而没有道德，道德观念能起到法律起不到的作用。人们在道德上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可以为之赴汤蹈火而在所不惜。相反，对于某些不道德的行为则会嗤之以鼻。一次唐太宗在教戒他的儿子们时曾说：“桀纣虽是天子，今若相唤桀纣，人必大怒。颜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虽是布衣，今若相唤称赞道类此四贤，必当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贵者唯在德行，何必论荣贵。”（注：《贞观政要》卷4， 教戒太子诸王。）可见道德和道德高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对于当政者来说，道德修养并不是一些空泛的道德观念，而是关于治理国家必须恪守的一些准则，是与政治紧密相联系的。如谦虚谨慎、大公无私、爱护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诚实信用、光明磊落等这些品德。一个当政者有无道德，对政事有很大的作用。隋代的王通说：“不能仁，则智息矣。”（注：《中说·问易第五》）有了良好的品德，智慧才能发挥作用，没有道德必然目光短浅，智力得不到发挥。小聪明，不注意修德的人，必然事事无成。“事者取诸仁义而有谋乎。”（注：《中说·问易第五》）事业要有成就，一是要有良好的出发点即仁德，二是要有智慧和谋略。“自知者英，自胜者雄，问勇，必曰义乎。”（注：《中说·周公第四》）这是说人难有自知自明，人难于战胜自我，能够自知并且能够战胜自己缺点的人才算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勇者，必须能够承当道义上的责任。有些政治家只顾眼前或者小集团的私利，从来对自己的行为不负道义责任。说了不算，朝令夕改，反手为云，覆手为雨，怎么能够获得人民的信赖呢？所以，中国古代强调道德品德，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在法律的基础上对统治者有更高一步的要求。法律是社会基本的最低准则，有强制性，违反了就要制裁。而道德则是人们根据社会公认的准则的一种自觉行为，是高于法律的，其潜移默化的社会功能远远大于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