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在美国出版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序言中，波士顿大学的教授梅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 ）引用了本杰明·施瓦茨（Benjamin,Schwartz ）曾说过的一个设想：如果中国当前对文化和文学的控制一旦放松，五四潮流还会再一次出现。（注：参见《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论丛》第10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 ）就在这一年的岁末，《人民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喊出了一声震撼当时人们心灵的“救救孩子”的呼喊，这声呼救恰恰与开创了“五四”新文学方向的《狂人日记》取了同一个声音。由此至80年代，中国真的又出现了一次“五四”式的思想启蒙浪潮。那时，中国知识分子是如此兴奋地欢呼中国文学“恢复和发展了‘五四’文学传统”，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是那么令人信服地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是鲁迅开创的“揭示国民性”主题。于是，本世纪初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几十年的折磨变更之后，到本世纪末期的80年代，似乎又回到了“五四”文学的出发点上。 这是一种令人悲喜交集的文学局面。面对着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一次重要的重复，我们有必要去追索“五四”文学与80年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它们的相似与差异，探讨它们偏偏出现在世纪初期与世纪末期的原因，这对于追问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些问题，是个有益的思路。 一 “五四”文学与80年代的文学都带着浓重的文化启蒙意识，这种启蒙意识一面表现在为价值重建而对旧思想旧意识的严厉批判上，一面则凸显出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救人实现救社会的良苦用心。中国知识分子为现代政治寻觅意识形态支援的内心倾向，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主题与政治宗旨的紧张纠葛。 就中国文学而言，古代向现代性质的转变是伴随着晚清开始的文化启蒙而开始的。出自于“改良群治”、救人心，启新知的启蒙意识，从1899年起，梁启超依次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力倡译印政治小说。“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这种将文学功能夸大到涵盖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是当时一批在政治变法失败后却不肯放弃心中共和制的改良革命家的共识。梁启超就认为一部文学著作出版，会使“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注：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而严复、夏曾佑也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类似于这般从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出发而倡导文学革命的意识，为开始实行转变的中国文学压上了文化启蒙与政治重建的沉重使命。这双重的使命，又恰恰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苦苦寻求民族现代道路中的一种“情结”。 20世纪初的“五四”文学完成了传统中国文学的变革，这个变革是在一场发展异常迅猛的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1915年9 月创办的《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开始聚集起一代中国新的知识分子群体。《新青年》一创办便宣布其宗旨之一是“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修身治国之道”，（注：见《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修身治国”，表明了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来号召思想革新的《新青年》，一开始便将思想启蒙与政治重建看作一体，后来陈独秀更直接了当地点明：“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指科学与民主），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五四”时期，刚刚走向中国思想舞台主角位置的知识分子普遍怀着一种社会／政治关怀，这是与传统士大夫的良知心态相关联的关怀。那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头，一面是共和失败、政治争斗纷起、北洋政府重新实行封建专制；一面是专制基础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信仰因王权政治的崩溃失却了制度的附丽而丧失了权威的规范力；还有则是世界潮流的冲击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世界大战爆发、外国列强的压迫暂时放松而民族资本乘机中兴。这一切，构成了当时社会结构和价值系统的紊乱、紧张和危机。在这样的历史局势中，焦虑于为民族寻找一条现代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很难像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思想启蒙者那样有一个统一目标，一种直指僧侣文化的一致性文化行动，他们被注定要在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知识信仰等各个领域左冲右突、四处出击。而社会／政治关怀的“情结”面对着一团纷乱的政治局势，则催促了“五四”知识分子重建政治秩序的强烈愿望，但对于近代政治界“三次革命”，“虎头蛇尾”结局的理性思考，又使他们认识到必须去清除“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的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的污垢，（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黑暗政治和民族危机的刺激，变革社会的最终关怀，民主革命失败的教训，促使五四先驱者举起了思想启蒙的大旗。所以，当胡适出自于“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注：胡适：《我的歧路》。）而提出“文学改良”时，陈独秀便以“文学革命”给予呼应，并明确表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在这种理论先导和政治图谋下产生的中国新文学，其胚胎中便孕育着政治功利的因子，纠葛着精神主题与政治宗旨的紧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