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与趋势，其中之一即是所谓“现代性”反思，它的核心或许可以概括为对于现代化理论以及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审视。 这一点形成了90 年代中国思想状况与80年代（尤其80年代初、中期）的最鲜明对比，同时也对受现代化意识形态支配的中国文学研究提出了不可回避的严峻挑战。思考与回应这个挑战是文学研究者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回避的任务。 现代化理论与国民性批判 说到80年代支配中国文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主导话语，首当其冲的无疑是五六十年代流行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这个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两个最大特点是：1.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部来探讨发展或现代化的问题，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或社会能否发展（或进入现代社会）的最根本原因，是其内部是否具有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动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率先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滞后，都是其内部因素决定的。这就是所谓社会发展的“内因论”（注：这种内因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韦伯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动力时就非常重视其内部的文化观念的作用，同时相应地从文化角度出发认为非西方国家缺乏现代化的动力。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2.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现代化理论（尤其是帕森斯的理论）继承了杜克海姆关于“机械联系的社会”（传统社会）与“有机联系的社会”（现代社会）的二分法，在传统／现代的二元论基础上总结出了一系列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相对应的特点，而忽视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联系与继承关系；3.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的现代性模式是普适性的。后两者结合就合乎逻辑地得出非西方国家必须彻底反传统才能进入现代社会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看来，“欧美对传统社会的影响力显示为一种进步力量，而阻碍进步的因素则产生自‘落后’社会自身的历史惰性。”（注：德里克：《全球化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6期。） 这种方法论的预设必然推导出现代化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这三个结论对80年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支配性影响。首先，现代化只能在西方文明中产生，非西方国家缺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与文化资源，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因而是普适性的，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资本主义化）；2.欠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文化是现代性的反面（等于前现代文化、专制主义文化），因而这些国家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3.反传统必须是全盘的、彻底的、根本性的，因为在那些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或社会，其传统文化必然在整体上是反现代化的。 现代化理论无论在认识论还是价值观上都支配了80年代的文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80年代启蒙话语与现代化理论之间的影响－接受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它也是“五四”以来激进反传统的文化启蒙工程的延续。“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主流一直认为：中国“落后”（“落后”说到底是使用“现代化”标准得出的结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它所塑造的病态“国民性”，从而反传统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这个内因论的解释模式支配下，反传统与改造“国民性”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主题。 在中国，“国民”概念是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同时出现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近代的概念。古代中国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当然也不可能有“国民”的概念，只有“子民”或“百姓”的概念。因而，国民性反思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出现的一种文化与文学话语，正是这种冲击直接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以及对于民族文化的探索热忱。赛珍珠在为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写的“序”中指出：“中国近来有一种新的倾向，这是一个重要的运动，就是青年学者对于本国的热心探讨。上一世代，他们的父老中之先进分子，对于本国底现状，已骚然怀觖望。他们受了环境的激动，憬然自觉；中国墨守历来的故辙，真不足以当危险而带挑战性的西方现代文明之敌手。”（注：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这就清楚表明：对于中国文化或“国民性”的研究兴趣（无论是采取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立场）是与中国民族国家同时诞生的，它们都是西方现代性冲击的直接结果。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对中国的研究为什么总是专注于所谓“中国特色”，并受到“中国／西方”这样的二元论式的强有力支配。 受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国民性批判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在民族国家的内部解释发展（现代化）问题，把中国社会内部的文化传统视作现代化的对立面。国民性批判的解释模式认定：中国现代化的阻力来自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而不是不平等的世界体系），这一直是支配中国新文学的“知识－话语型”（注：这里的“知识－话语型”是一个合成概念，借自福柯的“知识型”与“话语型”的概念。我用这个术语来指在一个时期支配人们的认识与话语生产的、具有相当稳定性与持续性的范型或模式。知识型与话语型都不是具体的知识或话语，但却是生产具体知识与话语的基本模型。）。由此产生一种普遍的意识：中国的贫弱源于它的文化，因而改造这种文化，即改造国民的精神，是富强（现代化）的第一要义。如同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表白的：“……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造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于是文艺成为改造国民性的手段（注：值得指出的是，这个使命是与造就“新人”联系在一起的。成功地改造了国民性以后的人，就是所谓“新人”，所以鲁迅办的杂志取名“新生”（即新的生命）。塑造新的国民被认为是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深受现代化意识形态影响的80年代中国知识界同样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性，即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它具有普遍性，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因而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就是反传统（注：现代化理论对于80年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支配地位在文学、美学、哲学、史学与热极一时的“文化讨论”都可以发现。主体性思潮、科学主义、人道主义等都受其影响。我们可以把这些领域中的思潮叫做“呼唤现代化”。举例而言，80年代比较有影响的、在现代化理论的支配下写作的反思传统的文本有：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此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进行了系统分析。打破这个结构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以及季红真的文学评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等。）。但与“五四”有所不同的是：80年代的文化反思同时涉及到对于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或曰传统社会主义）的反思。在现代化理论的解释视野内，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及改革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现代性的反面，是前现代、专制主义的同义语。反思传统文化与清算极“左”意识形态是具有内在关联的文化启蒙／意识形态工程。现代化既是否定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清算传统社会主义的过程，所以，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合乎逻辑地延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这个思维定势在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中的直接结果就是把改革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排除在现代性视野之外，同时也把那时的文学（如《创业史》《红旗谱》以及《金光大道》《艳阳天》等）与人文思想排除在现代性反思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