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照耀了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道路，也照耀了我国新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坦途。 邓小平理论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而他的文艺理论除指明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外，还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与规律，系统地论述了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历史要求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经验表明，20年来，我国文学艺术界沿着邓小平理论指引的方向前进，我们的工作就能取得扎扎实实的成绩，如果偏离邓小平理论指引的方向，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失误。因此，联系新时期我国文学艺术的实际进一步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他的文艺理论，应当是我国文学艺术走向未来更大繁荣的最重要的思想保证。 一 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理论导向从来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中，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曾经起过重大的指导作用，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则给文学艺术带来极大的灾难。因而，新时期文艺要发展，首先便必须在思想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那个时候，“两个凡是”的观点还处于支配的地位，正是邓小平同志在那积重难返的艰难时刻挺身而出，以他崇高的威信和极大的理论魄力，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坚决批判长期为害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批判“四人帮”一伙推行的祸害文坛的极左文艺路线。 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当时邓小平的努力，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和舍弃“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文学艺术界也不可能为许多过去被冤屈、被迫害的作家、艺术家平反；更不可能把被“四人帮”一伙颠倒的理论是非（如所谓“黑八论”）重新颠倒过来；当然，也不会有新时期以来在文学艺术理论的许多领域，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一系列问题展开广泛的探讨，如对文学艺术的特征与本质，对形象思维，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人性与人道主义，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与客体性，对文化市场与人文精神等问题的探讨。 邓小平理论为新时期文学艺术繁荣做出的最大功绩，当然是由这个理论所推进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20年间高速发展，为文学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欣欣向荣的经济保障，以及全体人民文化素质不断提高而不断增长的对于文学艺术产品的需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国作家、艺术家才享有本世纪以来少有的得以潜心创作的从容条件。 我国文学艺术期刊从“文革”中的五六家发展到今天的600余家。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从“文革”结束时的 900 余人发展到近6000人（包括地方作协的会员更超过三万之多）。如今全年出版的文学艺术书籍更数以万种和亿册计。这一切，莫不正是以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前提的。 当然，如马克思所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文艺繁荣还有其自身的内因和其他条件。而文艺理论的正确引导则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艺工作的失误和挫折，常常正是根源于理论的偏颇。在新时期我国文艺的发展中，邓小平为文艺理论发展作出的最大也最具深远意义的贡献，首先是他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灵魂。不解放思想，很难实事求是；而不实事求是，也很难解放思想。目的都在于从实际出发，通过切实的实践和调查研究，更好地把握客观的规律，并利用它为我们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新时期文艺理论界之所以敢于广泛地探讨文艺各个领域的特征与规律，起到促进文艺繁荣的作用，追源溯本，盖出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比如，我们曾认为文学艺术是“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却相对忽视它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特性，忽视文学艺术中的有些门类（像音乐、舞蹈、杂技、书法等），并不完全具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特征。而文艺即使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也因自身的审美功用，并不随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消亡而消亡。又如，我们曾认为现实生活中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中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忽视人性的多层结层（包括社会性与自然性），忽视人类性、民族性、阶级性、阶层性、党派性等都是人的共性的不同层次，忽视人的自然性中确实包含人的生理本能，包括潜意识、性意识等。再如，马克思曾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而我们却曾一概认定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是“资产阶级欺骗人民、麻痹革命的迷幻剂”。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批判地继承了人道主义的积极成果，并将之置于辨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融入共产主义的学说，从而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尊重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并努力通过发展生产力，消灭工农、城乡、脑体劳动的三大差别，使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在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还有我们曾经认定“社会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却相对忽视文艺创造过程中作家、艺术家主体性的重要作用，忽视创作主体的艺术观察力、想象力，心理直觉的充分发挥对艺术表现生活的重要性，忽视人的非理性因素也实际参与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对这些大多缺乏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等等。应当说，所有这些理论领域，新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引下，经过文艺理论界的广泛探讨和彼此争鸣，在认识上都是有前进的，从不那么全面、深刻，走向更加全面、深刻，从而也更有益于文艺创作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