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主义是一场青年抗议运动 德国文学史家弗利茨·马蒂尼称德国表现主义为本世纪初从1910年到1920年那翻天覆地的十年间的一场“思想运动”，它作为当时一种世界性危机的征兆和表现，遍及宗教、哲学和政治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并不限于造型艺术和文学领域。这场“思想运动”一方面尖锐地反对一切旧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向往美好未来的理想主义。因此，他认为任何把表现主义只作为一场文艺运动来评价的做法，都会忽视它的思想倾向。（注：弗利茨·马蒂尼《表现主义作为文学运动》，见汉斯·格尔特·罗采尔编《表现主义释义》，第137页。）莱因哈德·魏斯巴赫在《我们与表现主义》一书中也注意到，在三十年代中期那场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中，人们对表现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当年参加论争的人们，一方面觉得只有充分认识表现主义的人道主义纲领及其美学方法的特点，才能正确理解表现主义文学，另一方面也相当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像对待任何别的文学流派那样对待表现主义，因为它既有文学的一面，又有超越美学特征而清楚地表现出政治和哲学特征的一面。所以，魏斯巴赫也认为，对表现主义既不能单纯从美学角度，亦不能单纯从政治角度进行片面考察，这样做是无法揭示它的“复杂性”特点的。（注：莱因哈德·魏斯巴赫《我们与表现主义》，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72年，第51页。） 魏斯巴赫在方法论上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人们应该结合各种形态的资产阶级青年运动来考察表现主义，这样人们就会发现它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而且它还具有一般青年运动的特点：反对旧秩序，向往新世界。依据魏斯巴赫的方法，我们在充分注意到表现主义世界观和美学特性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它的政治性，就可以比较全面地把表现主义概括为一场文学青年的抗议运动。这种抗议中既有对旧世界的批判、否定，也有对未来的向往、憧憬，尽管这种向往和憧憬还是朦胧的、不确切的。 在本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出现这样一股文学青年抗议运动，不是偶然的。事实上，这股抗议思潮在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中就已经表现出来，随着德国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变，这种抗议如波涛一般，后浪推前浪，愈演愈烈，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无论从其规模还是激烈程度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非18世纪的“狂飙突进”和19世纪的“青年德意志”所能比拟。 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战胜法国，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于1871年11月18日宣布德国统一，成立联邦制德意志帝国，他自立为帝国皇帝。这个德意志帝国实际上是普鲁士专制统治的扩大，帝国设有立法机构——帝国议会和联邦议会，议会中集合了各邦最反动的保守分子，所以德意志帝国实际上是一个仍由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和容克地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它的第一任宰相俾斯麦就是一个拥有二万六千公顷土地的贵族地主。而大资产阶级由于满足于国家统一给他们带来了敛财致富的统一市场，也甘愿托庇于容克地主，所以马克思说，德意志帝国实质上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卷，第21-22页。）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为形成国内统一和独立的经济体系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农业的迅速发展。由于德国在工农业领域采用最新科学技术，利用了从法国掠夺的五十亿法郎赔款和从法国割来的阿尔萨斯—洛林的丰富矿藏，使德国工业发展水平在短期内迅速赶上或超过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一起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实力最强的两个经济大国。然而，在工农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俾斯麦这个铁腕人物在内政外交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却不断遭到挫折。在内政方面，为了摧毁南部德国天主教会势力，打击议会里的“中央党”，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为了镇压工人运动而颁布“反社会党人法”，引起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日益激烈的反抗。在外交政策方面，为了使德国称霸欧洲，积极准备发动战争，彻底摧毁法国，这种野心遭到俄国和英国干涉，未能得逞。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向海外扩张，又处处遇到英国殖民势力的排挤，德国海军力量无法与英国竞争。于是只好违背资本主义发展对原料基地和销售市场的迫切要求，而放慢对外扩张步伐。 1888年登基的威廉二世，是一个野心勃勃、刚愎自用的人，他容不得权力过大的宰相俾斯麦对他的牵制，于是便利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满，工人运动高潮迭起，政治束手无策的机会，逼迫俾斯麦辞职。借此机会他宣称自己反对镇压，并提出给工人提高工资和改善居住条件等诺言，以瓦解工人运动，防范革命势力的发展。随着“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社会民主党取得了合法地位；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成为议会中最有影响的政党；此外，由于统治阶级对待工人运动策略的改变，工人阶级党内早在俾斯麦时代就已存在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又猖獗起来，伯恩斯坦等人除了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革命学说方面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之外，在文化政策方面仅仅提出一般性目标，反对工人阶级创造独立的社会主义文学，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时接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作家，逐渐地失掉了革命方向，此前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亦未能再提高一步。尽管直到本世纪初期，社会民主党的文学队伍仍同党领导的各种组织和社团保持密切联系，工人读者的政治文化需求使作家们保持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受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作家在选择题材、确立主题、人物典型描写和语言社会效果的追求方面，基本上仍停留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模式上，极少去描写新型大企业中工人阶级的生活与思想，极少把无产阶级大众的团结斗争作为描写对象。一些年轻作家纵然描写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及其苦难，也大多带有伤感色彩。这种社会民主党的文学，实际上并不能反映帝国主义时期的特殊问题。社会民主党文学队伍的现状使社会民主党日渐失掉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支潜在同盟军的吸引力。一些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思潮的作家，如海因利希·曼、卡尔·施特恩海姆等，认识到了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已堕落成了威廉帝国的追随者。对此，海因利希·曼的小说《臣仆》、施特恩海姆的剧本《公民施佩尔》都有精彩的描写。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从一个坚持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政党，蜕化为改良主义政党，不但使它丧失了欧洲工人运动中心的地位，也使它失去了对一批具有叛逆倾向的激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同时这也是从自然主义运动以来，造成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文学运动与资产阶级文学各行其是，不相往来的重要原因。多数作家对这样一个政党领导的文学运动是不感兴趣的，只有当工人运动能够反映他们变革现实、创造未来的愿
